河南红色特工系列报道之“5号情报员”
副军长哥哥和地下党弟弟的“国共合作”
哥哥曾被我军俘虏，后用以交换叶挺，解放前夕投诚
来源：大河报 201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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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六人，大哥官至国民党军队中将，五弟和六弟则为中共党员。兄弟之间，虽分属不同阵营，然同胞情深，血浓于水，终究能够跨越“阶级鸿沟”，握手言欢。
五弟刘世英，一个战斗在中共隐蔽战线25年的红色特工；大哥刘世荣，曾任国民党40军副军长，上世纪40年代中期被解放军俘获后释放，以此换回新四军军长叶挺，新中国成立前号召部下投诚。
“父亲从小接受世荣大伯抗日启蒙教育。参加八路军后，他受中共密派，利用大伯的关系，顺利打入国民党军部获取情报，游刃有余。”3月22日，记者走访刘世英后代，探寻发生在这个特殊家庭的特殊“国共合作”秘闻。
“老地下”刚辞世，很遗憾没看到大河报报道
3月22日上午9时，记者走进郑州市石桥街2号院一栋破旧的单元楼，刘世英的儿子刘国川和女婿彭晓曙（彭雪枫侄儿）如期等候。
“父亲活了92岁，今年1月5号走的。他要是能看到这个报道该多好啊，太遗憾了！”刘国川打开报纸，是2011年1月25日出版的大河报。
“今天是父亲去世‘三七’纪念日，大河报刊登了祁文山的事迹。祁文山是父亲的老战友，这篇文章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祭礼！”在当天本报A16版的报眉上，刘国川工工整整写下这段话。
刘世英是河北省深县人，弟兄六人，他排行老五。“18岁参加抗战，后期受党组织派遣从事地下工作，为八路军提供军事情报，为安阳、新乡等地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突出的贡献……”追悼会上，刘世英生前所在单位中国外运河南公司这样评价。
“大河报的河南红色特工系列报道，我每期都看，很有意义。”刘国川说，1月25日的报纸他买了几十份，留作纪念。
在哥哥部队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参加八路军
“父亲多次说过，别看大哥是国民党军官，但他为人正直，性情善良。对父亲而言，大哥真是长兄如父。”采访中，彭晓曙打开电脑，播放他与岳父刘世英的多段谈话录音。
刘世荣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与陈诚同窗。1931年，36岁的刘世荣升任国民党40军第39师115旅旅长时，刘世英刚满13岁。
40军是国民党杂牌军，北伐时归属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军长庞炳勋治军较严，官兵严禁嫖赌吸大烟，士兵要学识字、写字。吃饭前要唱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熄灯前还要唱：精神休养好，国耻莫忘了……”刘世英自述，当时，40军驻扎在河北大名府，他在部队子弟学校上了一年多，大哥经常教育他要抗日爱国，不做亡国奴。
1938年春，深县成立抗战学院，刘世英在该院受训三个月后，到抗日小学任教半年。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共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当分队长，正式参加八路军。
秘密入党后，奉命打入哥哥所在40军
1940年1月，经过考验，刘世英成为中共党员。
“1943年春，八路军总部要求，有条件、有社会关系的党员干部，向国民党部队和华北伪治安军派遣。”刘国川说，为便于出行，上级给父亲办了假身份证、假护照，派他利用和刘世荣的特殊关系，设法打入国民党40军。
“我先去林县任村，拜见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刘世英说，王百评明确指示他，“（作）长期打算，站住脚，向上爬，等待时机，发挥作用”。
随后，刘世英赶赴伊川，找到40军。“大哥那时已当了副军长。我说在八路军里干不下去了，想到军里谋个职。大哥教训我‘以后别乱说’。”刘世英在录音中回忆说，过了半年，听说汤恩伯在叶县创办的鲁苏皖豫边区学院正招生，他赶紧找到刘世荣。“大哥决定以河北省政府和40军的名义送我到汤恩伯部，由40军军长马法五亲自保送，我就免试入学了。”他说。
1944年7月，刘世英获得校官学历。当年10月，在刘世荣授意和40军参谋长李辰熙的支持下，刘世英当上40军106师（该师驻防灵宝）政治部上尉指导员，负责军需。
自此，刘世英成功打入40军，开始以中共特工身份迎接新的挑战。
哥哥等人被八路军俘虏后用以交换叶挺
1945年10月，40军进犯华北解放区。一个月后，刘世英随部队到新乡，巧遇冀鲁豫军区新乡情报站负责人郭子青，和中共情报组织牵上了线。
不久，40军驻防安阳，增设新闻处，刘世英任106旅新闻协理员。“我记得很清楚，军部驻安阳东大街路南；39旅负责安阳以北、以东；我们负责安阳以南、以西；城里南北大街的鼓楼上，摆着四门野战炮。”刘世英回忆，当年11月底的一天，大哥的随从副官刘荣耀来安阳，告诉他“刘副军长在邯郸作战中被八路军俘获，他给你带有口信。带信的是八路军代表，你们要秘密接触”。
那位八路军代表姓李，专程受王百评委派来找刘世英，要刘“把掌握的情况写下来”。回到住所，刘世英很快将40军编制、营团以上军官情况、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等详细材料写好，并绘制了地图，由新乡情报站情报员夹在裹腿布里，出城送交八路军豫北办事处。
40军城防图，神不知鬼不觉“飞”进八路军总部，摆在军首长桌上！
“1946年春，刘伯承司令员送马法五（与刘世荣一同被俘）、刘世荣等人到安阳，我参加了迎送。”刘世英回忆，大哥被释放不久，国民党方面也释放了在“皖南事变”中被关押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这是国共谈定的交换条件”。
智取情报 让敌营好友丧气窝火
到安阳不久，刘世英利用大哥的影响，谋得安阳军民合作总站副站长（安阳县长兼任站长，刘世英实际主持工作）一职，密切了与地方党、政、警、宪等各界联系。“为了应酬，我学会了吸烟喝酒，获得不少军情。”录音中，刘世英笑起来。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40军又被打回新乡驻防。很快，刘世英和新乡情报站中共特工李慕紫相识，他随即被八路军总部情报处任命为“5号情报员”。
转眼到了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一天下午，刘世英碰到40军316团团长庞庆振，他对刘炫耀说：“八路军（注：应为解放军）有个县大队驻在城西大召营，我们今夜十二点出发，拂晓前把他们全部消灭，明天听我的好消息吧。”
情报重大，形势危急！刘世英返回驻地，临时找到新乡狗不理包子铺经理高士林（中共特工）。高徒步跑了30多里，将情报送了出去。
“第二天，我问庞庆振战况，他摇头叹气：‘别提了，老弟，本来想全歼人家，不仅扑了个空，还被人家打了埋伏。’”回想此事，刘世英哈哈大笑，“他咋都想不到，正是站在他对面的我，把他‘出卖’了……”他透露，庞庆振是40军首任军长庞炳勋的儿子，1949年1月宣布起义，率团加入解放军。
常和六弟怀念 和大哥的“国共合作”
“解放前夕，大哥去了天津，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司令。”刘世英说，后来，马法五去台湾前曾力邀刘世荣同往，遭拒。他选择留守天津并受解放军华北军区委派，两次号召旧部投诚。解放后，刘世荣成为天津特邀政协委员，1969年病故。
1949年5月，新乡解放，国民党40军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刘世英则继续潜伏，以开商店作掩护，领导隐干，抓获魏鸿钧、李彦海、王三祝等军统特务；1955年调任河南省公安厅，代号“101”，和祁文山、席永洲、杨文甫、李慕紫等人协作特情工作。
“‘文革’中的1968年，我父亲等10名特工身份暴露，省革委会对他们政审了很久。”采访中，刘世英的小儿子刘国祥讲，1969年，他下乡当知青时需填写登记表，看到父亲在他自己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写下“中共党员”，非常震惊，“那天，我听妈妈讲了一夜父亲的故事，兴奋得睡不着，好像又解放了一样……”
受省委统战部和省公安厅双重领导的刘世英，晚年安详，生活平静。1983年离休后，他经常和身居北京的六弟刘世雄（刘家老幺，16岁入党，抗日战争中在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司令部任作战参谋；解放后任海军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副参谋长，正军职，现仍健在）通电话，“他们畅谈各自经历，怀念和大哥‘国共合作’时的点点滴滴，又哭又笑。”刘国川说，父亲今生无怨无悔，他是个合格的中共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