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可是，鸿昌的音容相貌，鸿昌就义时的壮烈行为，在我心里，一直是那么鲜明。
　　鸿昌是河南扶沟县人。幼年时，家里贫无立锥之地。后来，他为了吃饭，就出来当兵，投入冯玉祥的西北军。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混来混去，混成了一个带着几万士兵、做过军长、省主席的人。应该说，像他这样爬了上去的人，有几个不是甘心情愿做喝人民鲜血的魔王呢？不，鸿昌不是这样的人，他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当蒋介石逼着他带兵向我们江西苏区进行围剿的时候，他不肯枪口对内，坚决反对内战。为了寻找真理，他几次到苏区去参观学习，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临头，他更进一步认清了方向，回到人民的怀抱，一九三二年他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接着还组织了震惊全国的“察绥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等地。为民族解放事业，他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每当我想起他就义前后的情况时，我的心就跳得紧了，我的手也在颤抖。鸿昌的身影，好像又显现在我的面前。

一九三三年冬天，鸿昌从察北回来后，我们一起住在天津。那年，好像特别冷一些。不，是我的心感到特别冷。那时，谁要说声抗日，就会脑袋搬家。那时，蒋介石正在疯狂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凡是蒋介石统治的地方，都充满着肃杀之气，怎不叫人心里发冷啊！

鸿昌刚一回来，不怕环境的险恶，不怕敌人的白色恐怖，立即投入反蒋抗日的斗争。后来我们住的那座红楼也被敌人注意上了。即使在半夜里，路静人稀的时候，还有便衣特务在附近盯梢。

这样，党的集会地点就秘密转移了，我们家里的“房客”也搬走了。从此，鸿昌也改变了作风，成天价都到惠中饭店“打牌”去。通过牌桌，进行工作。

在我们住房附近站岗的“巡捕”，鸿昌经常向他做些工作，谈些抗日的道理，再加上鸿昌为人直爽，抗日的意志非常坚决，那个“巡捕”被感动了，他有时也偷偷给我们报个信，叫我们千万留神点儿。

一天，擦黑的时候，鸿昌回来了。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我可吓了那小子一跳。一出饭店，我就瞧见他跟着我。我故意到烟摊上去买东西，他就躲在那边装作看广告，一边用眼盯着我。我心里说：给他开个玩笑吧。我就过去问他：‘喂，朋友，你干吗老跟着我啊？你每月挣多少钱啊？’吓得那小子扭头就跑了。”“那人是谁？”“是蓝衣社的。”他还满轻松地说着，毫不在乎的样子。我当时就说：“你这样搞法，不行啊！”

他最不愿意听我说这些，老抱怨我过于担心，两道浓眉一拧，说：“行啦，行啦。”不叫我再说下去。可是，从这次以后，他也更加留了个心眼，惠中饭店不再去了，叫我姐夫出名，在国民饭店开了个房间，转移了一下阵地。那时，蒋介石又下了通缉令通缉他。

还是不断有人到家来找他。遇上这样的事，我就打电话给国民饭店三十八号房间，找他，从电话听筒里一听，那里又是唱，又是笑的，好像他们在奏乐。我当时还想，也许这样可以遮蔽人的耳目吧！这样也好。

又过了不久，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三点来钟的时候，他匆匆地回来了。因为熬夜，两只眼都是红红的。我就抱怨他：“你这样搞工作，身子要搞坏了。”也不知他心里有什么急事，直着两眼跟我说：“现在还顾得了什么身体，你不是存的还有一万块钱现款吗？快给我，我有急用。”

我一算，如果再等十来天，存款到期，就可以从银行拿到一笔利钱了，就说：“你要能等两天，就等两天取，省得利息上吃亏。”

“搞革命，搞反蒋抗日，还能等十来天啊？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利钱不利钱？”

我说：“这个道理我明白，可是咱们的钱也得有个打算……”

他听得不耐烦了，打断我的话说：“这钱是咱们的，可用在革命事业上比咱们自己花更有意义！”

我连忙把存折给了他。他又要了点零钱，说是准备算清饭店的帐，明天就不去了，又拿了一身白裤褂，看了看孩子，连坐也没坐一下，就又走了。

临走，还是我追着问了他几句：“工作联络的怎么样了？这样长了可不行啊，要出事的。”

他向来不和我讲地下活动的情况，这回，却吐了个口风：“快了，你把家里收拾收拾，最近咱们要离开这儿了。”说罢，还是他那扛枪杆时的老粗作风，一溜烟儿就没影子了。

我心里想：是不是他已经联系好一些具有爱国意识的武装部队？是不是我们就要离开天津，在长城内外重新举起抗日的旗帜？我脑中的问题很多，可是又不能问鸿昌。当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实在烦乱。我决定到任应岐家去串门。他俩都是河南老乡，虽然任应岐是土匪出身，可也是主张反蒋抗日的，所以和鸿昌常在一起。

一进他家门，任的妻子就对我说：“他们在外头这个搞法，早晚要出事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反倒劝了她几句：“咳，他们两个没事干的人，整天花天酒地，没出息呗，谁还注意他们！”

“我们那口子，我知道没出息，可是，你们那位吉将军，谁不知道他的为人啊，他积极抗日，是这么胡来的人吗？”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又是一阵子发紧。我想：明天一定要和鸿昌说说，还得改地方，这样蒙不过敌人去。六点来钟的时候，我又挂了一次电话，三十八号房间里大约乱得很，只听见搬动椅子的声音。接电话的是个茶房，他说他们临时换了房间，这一间已经退了。我心里稍微定了点：足见鸿昌在这些地方也是处处留意的。

正在这时，我姐夫找我来了，说是家里来了个人，急等着找鸿昌谈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到国民饭店找他去吧，他们刚换了房子。”

据姐夫后来告诉我，他在国民饭店见着鸿昌时，鸿昌正在打麻将。因为挨暖气管太近，脱了棉袍，只穿着那件刚由家里拿去的白小褂。他不愿意那人和这几位打牌的人见面，只说了一声：“我这就回去。”

我又在任家坐了一会儿。八点多钟，突然电话一阵响，从那铃声里，我听出一定有什么急事来了。我刚走到楼梯上，，任家的人已慌慌忙忙地跑上来，迎着我喊：“吉将军被刺啦，还说有一个……”

我没听完话，就跑下楼梯去打电话。可是，所有国民饭店的电话都被切断了，怎么也打不通。

我们急忙赶到国民饭店去。这时，饭店附近已经戒严，我们停在“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地方。那个站岗的“巡捕”也因鸿昌做过些工作，时常周济他，所以也就认识我了。他偷偷地告诉我：吉将军没死，只受了点伤；他亲眼瞧见抬出来，送到医院去了。至于什么医院，他不敢说，经过怎样，他也不敢说。他只暗示了一句，为了这件事，整个“法国工部局”的巡捕们都来了。

从这几句话，我顿时明白这是蒋介石和法帝国主义勾结好的政治谋杀。我急忙赶回家去，一面托人打听，一面清理东西，把书报杂志埋藏起来。那时我还在天真地想，这些东西不能烧，鸿昌将来出来还要看的。

午夜，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法国天主教堂医院来电话找我。我用颤抖着的手接过电话听筒，是医院里的一位女护士打来的，她说鸿昌受了微伤，在肩膀上，不要紧。还说：吉将军说的，让我赶快来看他。挂上电话，我马上就赶去了。可是，赶到医院时，已经过了十二点，大门上了锁，无论如何也不许进去。我们只好又赶回来，从旁人嘴里，才听到国民饭店谋杀的大略经过：

鸿昌他们换了房间以后，很快的，这个房间外面的走廊上不断有人走来走去。屋里打牌的几个人当中，有个叫李干三的（这个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出卖鸿昌烈士的一个），他出去到厕所去了一趟，就这功夫，有个年轻穿西装的人过来看了一下，又走了。等李干三回来，接着，又有个穿长袍马褂的人来了，在门框上挂了个红牌，红牌上划着白十字。

偏也凑巧，屋里面，他们打牌正好四圈结束，搬庄换门，鸿昌坐到对过去了。因为离暖气管子远，他就又穿上棉袍。而原来坐在对过去的那位王化南①，就移到鸿昌先前坐的位置上。因为离暖气管子近，他也就脱了棉衣，恰巧也穿的是一身白裤褂。

门推开，凶手吕一民②闯了进来。他朝穿白小褂的王化南打了一枪，王化南顿时被打倒，死在地上。子弹射的距离很近，力量很大，弹片碰到洋灰地又蹦了回来，正好擦伤了鸿昌的肩膀。鸿昌这个人外号“吉大胆”，他是耍大刀，冲锋陷阵的猛将，喊了一声，立刻站起来就揪凶手。凶手原来还要开枪的，怕被抓住，慌慌张张地扭头就跑。凶手从楼下西餐部的旁门跑出国民饭店。当时在餐厅吃饭的人们，都瞧见了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和一个穿西服的人，一先一后，慌慌张张跑了出去，可是谁也不敢拦阻他们。

这时候，楼上已经乱成一团，大家都来追查这声枪响的来源。茶房推开门一看，鸿昌坐在沙发上，顺膀子向下流血。可是，他还像没什么事似的，笑了笑说：“这是找我来的。”他又嘱咐茶房：“叫大家赶快躲开，这是是非之地啊！”

一听说是出了人命，大家都躲开了。因为鸿昌老早就有一些布置，和茶房的关系也不错，到了这个份上，茶房就说：“你们快从太平梯跑吧，我这儿有钥匙。”

他用衣裳缠了缠伤口，忍着痛，流着血，和任应岐迈出太平门去，李干三跟在后面，走了几步，这时候，外面的警笛已响成一片，街上戒严了。鸿昌在楼梯上停了停，又折了回来。

茶房瞪着眼睛望着他们，他不明白，为什么能逃不逃呢？

鸿昌却说：“我们一走，事情就连累上你们啦。得啦，官司还是由我打吧。……”

当时，我真着急啊，鸿昌明明可以逃出来，为什么不走呢？现在回想起来，事实上当时即使从太平梯下去，也走不开了。因为周围已经戒严。也许，鸿昌当时也怀疑上李干三了，有他跟着，还会把党的其他同志暴露出来，这样，反不如不动更好些。鸿昌这人粗中有细，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他是一向想得很周到的，而且他也有把祸患担在自己肩上的勇气。我觉得一方面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另一方面也是应该这样做。

果然，两三分钟后，法国工部局的警官赶来了。既然是枪杀案，他们应该先问死的是谁？怎么死的？但是，不，他们一上楼就急急地问茶房：“吉鸿昌在那里？”这显然说明了，一切都是老早就布置好了的。

鸿昌从隔壁房间里推开门，挺胸而出，对他们说：“不用查问，我在这儿！”那些警察一拥而上，鸿昌大喊一声：“别动手，我自己走，先送我去医院看看伤，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于是他被送到医院去。我想，鸿昌是想到医院去打主意，其实，送到医院就跟送到监狱一样！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和姐夫等到医院去了。走上楼，正好他们的房门半敞着，我恍惚已经看到鸿昌躺在床上的两条腿了，刚要走进病房的门，一个穿黑棉衣的人，用手枪把我推出来。他用天津口音问我们：“找谁？你们都是干嘛的？”

我们在医院里立刻失去了自由。一辆警车把我们载到“法国工部局”，又把我们分开。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又是急，又是恨；但是，当我冷静思索之后，我渐渐明白等在我们前头的是什么了。

很快，我就被传讯了。传讯我的人姓窦，是“工部局”的人，他打量打量我，想先给我个下马威。他指着屋里的一位受刑的人给我看，这个人国民饭店谋杀事件发生后，他还不知道，跑到那里去找鸿昌，结果被特务捉住。他被吊在那里，受了很重的刑。一看他受刑的样子，我难过的差一点昏过去。

姓窦的认为这一下把我吓住了，就皮笑肉不笑地问我：“你们前些日子干嘛去上海？”“去看病！”我说。

“算啦，算啦！什么了不得的病啊，要到上海去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家里的朋友都搬到哪儿去啦？”

“我们家没住朋友。”

他一看问不出我的话来，就把眼一横，大声地说：“我们法国人的脾气可不好，你小心点，不招，可要皮肉受苦啊。”

他明明是中国人，居然口口声声地说：“我们法国人”，真是不知羞耻，我气得什么似的，也就不搭理他。这姓窦的停了会儿，又写了个纸条给我看：“好吧，你告诉我，这几个人现在在哪儿？”

我一看，纸条上写着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几个是重要的党的地下工作同志。他们都在我家里住过很久，都是最近才离开的。我知道要说出地下党的秘密来，我将要犯多大的过错，我咬紧牙，回答了一句：“不知道！”

姓窦的看从我嘴里问不出话来，就叫压杠子。还用麻绳打那个被吊起的人给我看，一打就是一道血印。但我想起鸿昌嘱咐过我的话，我还是什么也不说。接着他们就把我姐夫押来，问了两句，他也是说不知道。他们就又用鞭子打他。但是，打也没有用，以后，我被推了出去。快中午的时候，我在牢房得窗孔里，正好瞧见“手枪队”押着一辆囚车开来。鸿昌裹着伤和任应岐从车里出来，走进办公处去。他还是那么大模大样，那些“手枪队”反而有些怕他似的，我的眼泪，我忍了这么久的眼泪，立刻簌簌地滚了下来。

我还没有擦干眼泪，又被带出来，到一间客厅式的屋子里。鸿昌一瞧见我就说：“你怎么也来了？你不该来。”

他看我哭得泪人似的，就又劝我：“别难过，人总有一死，这有什么。军人应该一枪一炮死在抗日的战场上，这样死可窝囊！”

那个姓窦的，只敢跟我发横，但是在鸿昌面前，他却规规矩矩地不敢放肆了。特别是鸿昌那一双大眼，略微扫了那家伙一眼，就把姓窦的看得浑身发酥。他死皮赖脸地说：“你们好好儿说话吧。”说罢，连忙哈着腰躲开了。

鸿昌望了望这间屋子，反而放大了嗓音，朝我说，不，我觉得他是对躲在外面偷听他说话的那些人说的：“蒋介石杀了我，杀不了广大人民，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接着，他又大声地嘱咐我好好给孩子们治咳嗽，好好教育他们；嘱咐我不必营救，说他不是营救得出来的。忽然，他又把声音放小了些，说：“你赶紧到泰山见冯先生（玉祥）去，让他多明白明白吧，路只有一条……。”

因为声音低了，那姓窦的又进来了。鸿昌也就打住话，朝他破口大骂：“我是共产党，跟我妻子有什么相干？你们这群坏东西，真不要脸！”

那姓窦的堆着一脸谄笑，说道：“吉将军，这是误会，我们马上就放吉太太。”可是，他又把刚才给我看的纸条，拿给鸿昌，问：“您这几位朋友呢？”

鸿昌把纸条一把抢过来，看了一眼，就撕得粉碎。“笑话笑话，想从我姓吉的嘴里去出卖朋友吗？”他拍了拍胸脯，说：“就我一个人，要杀要剐，就是我！”

“是，是！”姓窦的那小子一连声应着，吓得他竟不敢再问了。

没过多久，我就被放出来了。虽然鸿昌嘱咐过我，我也明白营救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我还是要尽力而为之，我到处奔走，也到处碰钉子。

一星期之后，鸿昌写了个纸条出来，叫我把他为抗日而死的原因，定要宣传出去。纸条上还写着中国报纸不能登，就花钱登英文的《泰晤士报》。我就托朋友拟了稿子，当作广告在《泰晤士报》上登出来，这一来，鸿昌被捕的消息就宣扬了出去。

但这样一来，蒋介石、何应钦怕舆论起来支持鸿昌，要从“法国工部局”引渡鸿昌的风声就更加紧了。亲戚朋友们给我出主意，说是最好花钱运动别脱离“法国工部局”。于是替外国人办事的狗腿子也来了，说是可以介绍专在“法国工部局”打官司的法国律师罗伯特来成全这事。这个家伙一口应承下来，条件是要他出庭，得先把“法租界”那所房子的房契送给他。这明明是敲诈，是“法国工部局”这些披着兽皮的人想捞油水，但是为了让一线希望安慰我，就是明知受骗，我也答应了。这是，鸿昌的另一张写在香烟纸上的小条子传了出来。他反对我这样做；不叫我乱花钱，说他不是花钱买得出来的。蒋介石跟抗日志士是死敌，跟共产党更是不共戴天之仇。鸿昌叫我脑子清醒一些，没有他的签字，什么冤枉钱都不要花。

但是，我怎么能看着让他牺牲呢？他越是这样清醒，也就越使我不能冷静下来，我还是到处托人，到处碰钉子。

接着，又一个绝望的消息传来，那是鸿昌送出来的另一张纸条，告诉我，他已被引渡到蔡家花园陆军监狱③了。

那时候，驻防天津的正是东北军于学忠部。看监狱的和被关在监狱里的，有不少东北人。他们离乡背井，沦落在外，心里非常痛苦。鸿昌一进监狱，就朝监狱里在押的人们说：“弟兄们，你们身为军人，不去抗日，为什么却关在这里啊？”接着他就讲抗日的道理，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讲蒋介石为什么几次要通缉他和谋害他的事实。鸿昌的话，说道他们心坎里了，大家待他像亲兄弟一样，有人还送他一把胡琴，叫他消遣，他就和难友们唱了好几出戏。但是谁也营救不了他。

不久，鸿昌的一个弟弟从狱里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听了个信，说是蒋介石有电报来，要把鸿昌解到南京亲自“审问”。说是鸿昌三番五次拆他反共的墙角，他要当面出这口气。另外就是想从鸿昌身上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为了营救他，于是我又跑到泰安，上泰山见冯玉祥先生。冯先生也没有办法。

党组织正在积极设法营救他。鸿昌的一些旧部下也活动起来了。他们准备在津浦线上劫车，救鸿昌出来。但他们的消息没有搞准，以为鸿昌已经被押上火车；就连夜拆了一段铁轨。虽然没营救出鸿昌，也等于向蒋介石发了个警告。

在我由泰山赶回来的那天晚上，鸿昌的最后一张纸条传了出来，告诉我，蒋介石改变了主意，他在当晚已被引渡到北平去了。

据说，当鸿昌解到北平陆军监狱的时候，刚一下车，就有个叫祝士勤的把一份电报送给他看，上面印着四个大字“立时处决”。他们想用神经战术，用死来吓鸿昌。他们哪里会知道鸿昌是不怕死的。他看了那份电报，依然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说了句：“行呵！你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敌人并没有动手，他们还要耍花样。那时候，战犯何应钦正主持着“北平军分会”，替蒋介石把守着北方的门户。他组织了一个“军法会审”，想找出北方党的地下活动情况。何应钦问：“吉鸿昌，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招出你们的秘密来！”

鸿昌就说：“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

骂得何应钦张口结舌，只好半道上打住了，在这次“会审”中，鸿昌受了酷刑。当时执刑的一些士兵，后来也说，从来没瞧见过这么硬的汉子，除了骂，他没有叫过一句苦，喊过一声痛。

在狱里，鸿昌拖着一身的刑伤，还使出最后的力量对难友们说：“我就要和大家分手了，我要在死以前，把抗日的道理再和你们讲讲。”我姐夫当时和他押在一起，所以他看得最真切。只见鸿昌的两只眼睛里闪过一种特别的光芒，热情地和人们讲抗日的道理，讲共产党的政策，他还讲他为什么参加了共产党，把嗓子都说哑了，他还讲。讲到最后，好多人都被他感动得哭了。他劝大家别哭，留下力量打日本鬼子去。最后，他把怀里的金表拿出来，叫典狱长卖了，为大家添点菜吃。他说：“你们一定保重身体，出了狱就可以去抗日！”

当他殉难的前一夜，鸿昌还在宣传抗日。我姐夫劝他：“休息一下吧，你还有什么话给我说？”

“我要永远休息了，你让我多宣传几句吧！”

鸿昌什么也没和他说，对于家事，更是只字也没提。是的，他一心为了革命，哪里还顾得提这些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他殉难的日子到了。在就义的前几个小时，他要了笔墨和纸信，先写了一封革命遗书。这封信写了很多张，把蒋介石的罪状，都写在上面。但这封革命遗书，随后就被特务们弄走。据说何应钦看了之后，一屁股倒在沙发上，脸色发青，双手直抖，把这封遗书扔在了火炉里。接着他写了一封家书，说他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要家人化悲痛为力量，坚持为革命而斗争到底。

时候到了。在这个监狱里，他不愿多停留一分钟。他披上了斗蓬，就像平时出门溜弯儿似地走了出来，脸上还是一百八十个不在乎。走着走着，他忽然又停了下来，因为没有纸，就用一根小树枝在刑场的土地上写了一首诗，叫我姐夫记了下来。那首诗是：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走到行刑的地方，特务们为了报功，还给他们临死前照了像。和鸿昌一起就难的任应岐，本来是要在鸿昌后面执行的。这时，任应岐忍不住了，掉下几滴眼泪来，对鸿昌哭到：“我死了没什么，你死了太可惜了，国家正用着你。”

鸿昌皱着眉头，对任应岐说：“你这是干什么？别让他们小看了咱们！”随后扭过身来，骂那几个特务。“你们这不是故意为难他么？这样吧，让他先走一步，我送送他。”

任应岐擦了擦眼泪，强挣着走了几步，枪响了，任应岐一头栽倒了下去。

这种死的折磨，丝毫没有震动鸿昌。他朝特务们招招手，说道：“这样死可不行！告诉你们，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您说怎么办？”这些特务都有些怕他。

“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椅子拿来了。鸿昌说，还不行，他招招手，叫那个拿枪的特务过来，对他说：“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

“那您说怎么办？”那特务居然发起抖来。

“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

那人愣了一下，只好走到前面去，和他脸对脸地举起了枪。这时，鸿昌瞪起了两只大眼，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高喊：“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紧接着一声枪响，鸿昌倒在椅子上。鸿昌是始终不屈的。他在敌人面前没有跪下，他是直着身子迎接死亡的。

四天以后我才知道消息。敌人不准我领尸，我把头撞在陆军监狱的铁栏杆上，还花了钱，这才把尸首领了出来，虽然经过四天，靠了天冷的缘故，鸿昌的面目还和生前一样。

我们给他重新入殓时，发现他的身上，留着条条紫黑色的伤痕，这是敌人行刑时留下的痕迹。他的两只大手握得紧紧的，两只眼睛还在微微张着，只是眉尖上多了个小洞，子弹就是从这里射进去的。这我明白，他是死不瞑目的。他是望着敌人的枪死的。他不怕死，但是他多么不愿意这样死啊！

另外，在那身白布裤褂里，我还翻出一根铅笔头，和一张极小的香烟纸，那上面写着几行字，一行是：“暂时不要告诉我妻子知道。”当然他也预料到我不会不知道，所以还有一行字，写着：“不要厚殓”。我看到这些字，当时就昏了过去。……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一个人含着眼泪站在我面前。我认识他，他也是地下党的同志，也是来设法营救鸿昌的。他劝我：“你别难过了，吉鸿昌同志牺牲得这么英雄，这么勇敢，是中国青年世世代代的榜样。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党不会忘记他的。他真是党的好儿女啊！”
注：① 王化南：根据有关材料查证，应为刘少南。
    ② 吕一民：根据有关材料查证，直接持枪行凶者为军统特务王文、马某。
    ③ 蔡家花园陆军监狱：现天津市河北区日纬路64号（天津第一金属制品厂厂址）当时是国民党五十一军军法处拘留所。

    　　胡洪霞（原文系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以单行本出版，此次转载时，个别地方做了修改。——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