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僧（1908-1930），1908年3月生于河南省南阳县城南30华里的刘宋营村。他的父亲刘克勤有良田百亩，是一户相当富足的人家。刘福僧是长子，父母视他为掌上明珠。7岁时，他便适时地进了本村的私塾读书了。
刘福僧天资聪颖，11岁便考入开封教会学校学习外语。但令他耳目一新的不是接触到的洋文，而是《向导》周报、《新青年》等新文化报刊。这些进步报刊影响着他，激励着他，塑造着他。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毅然参加了进步团体“青年协社”，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5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加入了刘明佛、吴昌耀办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在学习笔记中写道：革命的第一要义是求得无产者的联合起来。革命斗争，绝不是几个人的事，而是需要全体劳苦大众的共同参与。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宣传、发动整个劳苦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一个党员不光自己要革命，还要发动十户、百户、千千万万的劳苦兄弟一道革命。
当时，和刘福僧来往密切的南阳籍同学有许适存、许东岩、李好信等人。刘福僧经常邀他们聚会，交流学习体会，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有一次，他们交流的题目是：中国向何处去？刘福僧激动地站起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同学们，我们还等什么？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水火。要实现我们的抱负，就只有发展党的力量......同学们，干吧，回咱家乡去，干个样子出来！”
刘福僧回到家乡来了，他的父亲说：“外面兵荒马乱的，回来也好，不过，你打算干啥？”他的父亲坚信人总得有事做方能平平稳稳地打发日子。刘福僧说他想办学校。他的父亲未置可否。后来，经不住刘福僧的一再要求，也就默认了。
学校办起来了，刘福僧给他的学校命名为“平民学校”。因为不收学费，方圆十几里内的贫民子弟都高兴得什么似的，纷纷前来报名。刘福僧就以学校为阵地，传授新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开展党的活动。后来，为了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刘福僧又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办起了“农民夜校”。为了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刘福僧脱掉了学生装，穿上黑棉袄，剃去了平分头，还学会了抽旱烟、敲火镰。他不分昼夜奔波于刘宋营、潘庄、吴庄、尤桥、三十里屯之间。农民的田间地头，床边牛屋，灶前饭场，都有他留下的足迹。
有一次，一个农民问他：“大公子，穷人造反说得过。你家那么富，放着福不享，这样干图个啥？”
刘福僧笑着说：“你真想搞懂它？”
那农民点点头。刘福僧接着问：“你说我家为啥那样富？”那人说：“你家地多呗。”刘福僧说：“为啥地都到了我爹名下？这个恐怕不须我说，你们心里明镜儿一般。话说回来，有地不劳动，同样得喝西北风。可是我爹不劳动，却能获得地里收的十之八九。这叫啥？这就叫剥削。这就是说，我家享福，千百个家庭就得挨饿受冻。这福还享得么？享不得的！不光享不得，还要把那些财富归还原主。这就不容易喽，不光我爹不答应，就连现在的政府也是不允许的，怎么办？这就需要受苦人起来造反，造富人的反，造现在这个社会制度的反。你问我图的啥，对你说，就图天下人人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谁也不剥削谁，谁也不欺压谁。”
那人听得津津有味，还不住地点头。后来又压低声悄悄地问：“大公子，你是共产党吗？”
刘福僧反问他：“你看我像么？”
那人诡秘一笑，伸出拇指说：“大公子，我服你了。”那个农民后来也成了中共党员。
刘福僧还在他父亲身边发展党员。
他的父亲做梦也没想到，雇佣的厨工竟是自己儿子发展的党员。党员儿子指示党员厨工，将他家的钱粮神不知鬼不晓地弄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有同志开玩笑说你可真是“家贼”难防啊！刘福僧幽默地说：“粮食是剥削来的，我父亲是大贼。‘小贼’搞大贼，这叫什么，这叫革命！”
在革命活动中，刘福僧非常注意抓“苗子”。培养一个“苗子”，就能带动一片。刘福僧家有一个佃户，在农民中很有威信，可胆小怕事。刘福僧动员他，他老是打哈哈装迷糊，说：“大公子，种谁家地，交谁家租，几百年就这个理儿，几十辈子的人都没翻过来。你能，你有本事，你咋不叫你爹给我交租呢？”把刘福僧弄得哭笑不得。可是不久，军阀队伍抓他拉兵差。从南阳到襄樊，拉了半个月，牛拉死了，车拉破了，还差点丢了性命。没了车没了牛，还咋种地？种不成地还咋活下去？一家老小正哭叫连天，刘福僧来了，给他送来了买牛钱。他对刘福僧千恩万谢。刘福僧说：“你就别谢了，你谢不及的，你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敢保证不再被拉兵差？”
老佃户闻言，立刻浑身筛起糠来，“扑嗵”一声跪地哀求：“大公子，救救俺一家吧。”刘福僧忙扶起他来，趁机给他讲：“为什么兵差拉不完？为什么仗打不完？怎样才能免遭兵差之苦？”
老佃户泪水涟涟，连声说：“俺明白了，俺明白了，大公子，俺听你的。”
就这样，刘福僧在城南一带共发展中共党员42名，在刘宋营建立了中共南阳特别支部。此后，特别支部机关移至南阳城内，并负责领导唐河、泌阳、邓县的中共地下党活动。
1928年3月，刘福僧参加了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刘明佛召开的豫西南各县党代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南阳特别委员会，改南阳特支为中共南阳县委员会。刘福僧任特委委员、县委委员。会后，中共南阳县委的工作重点是发动农民，搜集武器，组织暴动，建立革命武装。
4月中旬，刘福僧已拉起一支60多人枪的队伍。别看刘福僧年纪轻轻，文质彬彬，说话和风细雨，关键时候还是颇有号召力的。队伍拉起来了，第一枪怎么打？打哪里？刘福僧吃不下饭，睡不稳觉。他深知这第一枪的重大意义，只许胜，不能败！那天夜里，他披着棉袍在屋里踱了一宿，最后决定要打就打民愤大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苦不堪言。国民党南阳白秋税务局更是横征暴敛，民众怨声载道。于是刘福僧决定就拿白秋税务局开刀。他向县委汇报后，得到了支持。
白秋离刘宋营40余华里，要想获得成功，就只有夜间突袭。那日清早，刘福僧一身商贩装扮，亲往白秋街侦察敌情。第二天傍晚，白河滩中的柳树林已是烟锁雾罩，经过挑选的30名精壮队员集合在这里，正整装待发。刘福僧站在队前，审视着这些农家子弟。看得出，他们有些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
刘福僧轻轻咳了一声，低声笑道：“弟兄们，怕不怕？要是害怕，咱就解散吧？”刘福僧用的是激将法。他知道，30名热血汉子是受不得羞辱的。果然，30张嘴巴吐出了一个声音：“球，你大少爷不怕，俺们怕个屌啊！”
刘福僧举起右手，往下猛地一劈说：“好嘛！”接着话锋一转：“不过，这次行动，一要胆大，二要心细，三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行军不准说话，不准吸烟；进街更要屏住气，放轻步；进去后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刘保牛，肉骨头带足了吗？”回答说：“带足了。”刘福僧便下令出发。
夜色朦胧，蛙鸣如鼓。为避免意外麻烦，刘福僧带领队伍，避开村庄和官道，抄田间小路、沟埂，神不知鬼不晓抵达白秋。进街时，有狗叫起来，刘福僧忙吩咐抛猪骨头，狗就乖下来。大家心里佩服刘福僧想得周全。
来到税务局大门前，两个税丁正抱着枪打盹。刘福僧命令两个队员：“上！”两名队员箭一般冲过去。两个税丁还没醒过神来，喉咙被卡住了。
刘福僧带队伍冲进院子，直奔两间亮灯的屋子。原来，两间屋子里都在“推牌九”。屋子里烟雾腾腾，正赌得昏天黑地。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脑袋时，他们方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切都晚了。
这次突袭共缴获长短枪十支，银洋3000多块，自己的队伍又毫毛无损。这真是牛刀小试，出师告捷。队伍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河南省委对这次突袭成功非常赞赏，发给刘福僧所带领的农民武装“豫南工农红军第一路”番号。
1930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指示，南阳中心县委决定在桐柏县举行武装暴动。刘福僧被任命为暴动总指挥。刘福僧日夜兼程赶到桐柏，立即召开桐柏县委扩大会议，研究成立暴动委员会，确定6月23日夜12时举行暴动。
23日晚，天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谁也不曾注意，在县城东关最大的茶馆前，突然出现了许多喝茶纳凉的陌生人。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手摇薄扇，从从容容，边喝茶边跟茶馆掌柜窃窃交谈，这人正是本次暴动的总指挥刘福僧。这个茶馆即是他的暴动指挥部。
刘福僧之所以将指挥部设在这里，是因为他要“智取炮楼”。县城东关共九座炮楼，每座炮楼内有六名团丁防守。平常团丁们的茶水，就由此茶馆供应。刘福僧对炮楼不感兴趣，他要的是那些团丁手里的“汉阳造”。今晚的暴动能否顺利成功，关键就看这几十条枪能否到手。
时机已到。刘福僧下令：开始行动！
喝茶的茶客纷纷放下茶碗，六人一组，有人抬茶水，有人端茶碗，有人掂糖果点心，有人背花生，分头“慰问”九座炮楼的团丁而去。
他们干得很顺利，没费一枪一刀，炮楼内的团丁都被缴了械。刘福僧指挥这支队伍，兵分三路，分别突袭县政府、县警察局、县民团大队部。敌人被突然的袭击弄得晕头转向。只听得全城都是枪声，如爆豆一般，也不知来了多少天兵天将，纷纷抱头鼠窜，慌慌如丧家之犬，四处逃命。
这次行动共夺取长枪123支，而暴动队员无一伤亡。但遗憾的是，民团大队长桂荫庭、县长张忠和、警察局长等人却趁乱逃出县城。
刘福僧分析敌情后，决定撤离县城。他将队伍拉到桐柏城东金桥镇对面的杨家祠堂，对队伍进行整编，确立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大队”，刘福僧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共150余人。
1930年秋天，鄂北、豫西南党组织在邓县白落堰联合召开党代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会”，刘福僧当选为执行委员。此时的南阳，作为战略要塞，愈益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视，不断增兵添将，白色恐怖笼罩古宛大地。中共领导的农民暴动、兵变相继失败，有的党员身份暴露，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保存党的有生力量，特委派大批党员去红九军第二十六师工作，刘福僧也被派到该师政治部担任领导工作。
这年冬天，敌人派重兵围剿红九军二十六师。在反“围剿”作战中，刘福僧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年仅22岁。
刘福僧牺牲后，由于形势紧急，他的通讯员流着热泪，找来一块旧砖，刻上：“刘福僧长眠于此”，就草草掩埋于枣阳县西黄龙挡附近。
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刘福僧为烈士。
（作者：赵德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