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树勋（1904——1929）,原名丁茂赏，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李集乡。父亲丁慕兰，阎锡山部旅长。丁树勋生性“古怪”。小时候读私塾时，就像“野马”一样，不守“规矩”。对私塾先生的呆板教学，一点不感兴趣。1921年，丁树勋进入商城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考取商城县中学。
经过五四运动，商城县城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生了显著变化，党的活动开始深入学校。这时，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丁树勋，积极参加学校的“读书会”。《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ABC》、《向导》、《新青年》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是他爱读的书籍。由于他性格开朗，思想进步，乐于助人，同学们都愿和他接近，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老大哥”，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1926年春，丁树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为宣传大好形势，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丁树勋等组织成立了“新剧团”，排演文明戏，上街宣传演出。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引起了反动统治者的恐惧和不安。半年之内，撤换了两位进步校长。1927年初，官绅子弟周心如窃据了校长职务。他一上台，就将进步教师统统辞退，收回学生自治会办公用的房子，不准学生代表参加校务会议，解散“新剧团”，禁止排演文明戏，并向演戏学生的家长发恐吓信，加派心腹监视进步学生的行动。于是，一度生气勃勃的商城县中，一下子又陷入封建势力的高压控制之下。
县政府和学校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无比义愤。他们对新来教员思想上的反动，学识上的浅薄强烈不满，称学校为“周氏宗祠”。
县中的政治斗争，一直得到中共商城特别支部的关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丁树勋挺身而出，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号召全校同学团结起来，与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他首先要求学校当局将原学生会的办公用房退还给学生。学校当局起初用软拖的手段应付，最后竟坚决拒绝。这惹怒了广大进步学生，一场酝酿已久的学潮爆发了。
4月8日这天，丁树勋带领学生首先挂出“学生自治会”的牌子，继而围在校长室、教务处门口，高呼：“我们不仅要这两间房子，还要整个学校！”“不能把学校变成‘周氏宗祠’!”斗争矛头直指以周心如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很快，“打倒封建势力在学校的统治”、“周心如滚出学校去”、“解聘一切不称职的教员”、“要回我们自己的学校”等巨幅标语，贴满了校园。学生们走上街头，宣传演说，全校罢课开始了，周心如等被来势凶猛的学生运动吓懵了，躲在家中不敢露面。
罢课期间，丁树勋一边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宣传讲演，争取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一边挑选学生代表到县政府情愿，揭露学校当局玩弄权术，任用私人，贻误青年等恶性；要求撤换校长，解聘不称职教员，准许学生自治会活动。否则，决不复课。县政府迫于学生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答应了学生们的复课条件。
斗争胜利了，学校秩序马上恢复正常。学生们高兴地说：“若不是把周家一伙赶走，我们怎能学习得这么好，生活得这么愉快！”丁树勋趁势宣传：“这是革命嘛！我们要想学习好，生活愉快，就得革命。要想胜利，就得大家团结起来，有组织地行动。”
正当全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了商城。丁树勋临危不惧，坚持斗争，并登门动员情绪低落的同学出来参加活动。这年秋天，他和地下党员马石生一起，积极协助中共河南省委派来的代表，进行党团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商城，县委于3月21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由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大众，由和平宣传转向武装斗争，并确定南乡为武装暴动地点，其他各乡积极行动，相机配合。在这次会议上，丁树勋被增选为县委委员。会后，被派回东乡峡口，发展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建立秘密武装，配合南乡的武装暴动。
丁树勋是家里的长子，很得爷爷、母亲的宠爱。在家里独来独往，无拘无束。
离他家不到一里远的卜店街，是他常去的地方。这条小街的西头，有一家铁匠铺，打铁的是杜少亭、杜新田父子俩。丁树勋一有空，就到这铺子里和杜家父子聊天，讲解穷人为什么受穷，富人为什么会富的原因，动员他们组织起来，成立穷人的组织——农会，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很快，丁树勋就组织起30多人的秘密农会，选铁匠杜少亭任农会主席。随后又发展了杜新田、李禄章等十多人加入共产党，成立起峡口党支部，丁树勋任书记。
为建立武装，他瞒着爷爷和母亲，叫农会会员在夜间把家中囤积的稻谷偷偷担出去卖掉，用卖稻谷的钱购买了一些子弹和枪支。他打听到南山余子店有个铜匠会造“撅把枪”，就叫熟悉这个铜匠的杜新田去买了三支“撅把子”。有了枪，丁树勋的腰杆硬了，农会会员的劲头也大了。他带领农会会员到韩家楼连续打了两家土豪，得银元400元，又用来买到两支驳壳枪。不到两个月，就建立起一支有五六支枪、十余人的秘密武装小组，活动于商东、商北地区。
丁树勋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非常鄙视父亲为军阀卖命。每当接到父亲的来信，他便递给母亲，轻蔑地说：“你家旅长来信了。”可他对党对人民感情深厚，热心快肠，慷慨无私。1928年秋至1929年春，由于商城局势紧张，县委迁到他家。当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困难，县委大部分开支都由他供给，他还接济往来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旅途费用。1928年腊月，他爷爷病逝，家里去信催他的父亲丁慕兰回来料理丧事。丁慕兰没有回来，只寄回300银元作为安葬费用。丁树勋接到这笔钱，没有告诉母亲，全部交给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县委又用这笔钱，购买一批子弹枪支。
1929年2月末，由于坏人告密，中共商城县委书记李惠民和县委委员丁树勋同时被捕。
国民党商城县长李鹤鸣亲自审问，对丁树勋、李惠民施用酷刑，进行百般折磨。
李鹤鸣招数使尽，看从丁树勋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于是准备对丁树勋下毒手，但又怕惹怒了在阎锡山手下当旅长的丁树勋的父亲丁慕兰，于是他写信给丁慕兰说：“你儿子丁茂赏（丁树勋原名）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现已被捕，你看怎办？”身任要职的丁慕兰，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叛逆儿”，加之怕牵连着自己，就回信说：“只要证据确凿，照公事办理。”
李鹤鸣接到了丁慕兰的回信，消除了顾虑。同时他又听到南乡共产党领导了农民暴动（即商城起义），成立了红军，并越闹越红火，更感到心惊胆战，于是匆匆忙忙在6月10日将丁树勋、李惠民杀害于城南二里碑。时年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丁树勋虽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其父丁慕兰又是军阀阎锡山部下的旅长，亲族中不少人是地主豪绅，但这些都未能动摇他追求真理的决心。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之后，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毅然与封建家庭决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工农大众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者：李红茂 林家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