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朗（1899—1930），谱名陈铭鑑，1899年生于河南省商城县平区杨家堰一户较富裕的家庭。

    陈兴朗青少年时期就读私塾，对《四书》、《五经》那一套统治人们思想的说教很不满意，不思再读，遂劝说堂弟陈慕尧、陈兴山弃旧学读新学，以求获得新的知识。1921年春，兄弟三人一起考入河南省商城县甲种农业学校。

    五四运动后，诸多进步教师受聘来此任教。《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和革命刊物，也在这里广为流传。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一些学生分别组织“读书会”、“研究会”、“演剧社”等活动，新思想、新文化气氛十分浓厚。当时，商城县甲种农业学校是豫鄂皖三省边区数十县闻名的“三年学堂”。

    陈兴朗入学后，认真读书，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组织的活动。1922年秋，在进步教师的教导下，陈兴朗和进步同学一起，为反对校方压制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和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的行为，掀起了学潮，学生罢课，教师罢教，要求驱逐反动校长和反动教师。进步师生们的这一行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陈兴朗等被开除学籍。

    1923年，陈兴朗怀着以医救民的志向赴武汉红十字会医科学校求学，在刻苦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学生进步组织，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阶级立场有了根本的转变，思想产生了飞跃，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陈兴朗于武汉红十字医科学校结业，满怀革命豪情回到家乡，以行医作掩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论严寒酷暑，他身背药箱，走遍商北地区千家万户，驱“病魔”、除“瘟神”。不久，他成了商北地区的名医，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的阶级立场十分鲜明。一些富家子弟想拜他为师学医，他都一一拒绝。可是穷人请他看病，不论白天黑夜，他都随请随到，精心诊治，一不要钱，二不要物，三不吃饭，有时还解囊相助。患者及其家属都说他是个“大善人”、“大好人”，一辈子也不忘救命之恩。陈兴朗总是说：“千万不能这样讲，我家富裕不是自己劳动所得，是你们穷人的血汗。生我的是父母，养我的是你们，我尽这点微薄之力算不得什么”。

    陈兴朗在农民群众中，经常抨击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号召工农大众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推翻旧社会，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社会。开始，人们不理解，说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父亲是区长，有权有势，什么东西都不缺，还要革命？准是中邪“疯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个绰号叫“陈疯子”。对此，他并不介意，说：我是“疯了”，我不仅要去病除魔，救死扶伤，还要治这个黑暗社会，救国救民。后来，人们看他品行端正，为人处事通情达理，尤其是他那颗善良的心，事事为穷苦人着想，渐渐地对他转变了看法。这年，雨水不调，稻谷歉收，几家佃户担心交不足租稞，来年就种不成田。陈兴朗知道后，主动上门说明：“你们不要顾虑，租稞能交多少就交多少，交不起也就算了，田还是你们种，没柴烧就到我家山上砍，没钱花就挑几担柴到集上去卖。”佃户们都十分感激，广大穷苦农民对他更加信赖。

    同年秋，陈兴朗和中共党员胡秉衡、陈兴山等计议，创建商北地区党团组织。他们先后发展陈慕尧等九人加入党团，成立了商北地区第一个党团支部，陈兴朗任书记。他在会上告诫：我们这些入党入团的同志，不同于党团以外的人，是属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要时刻牢记“为共产主义的事业，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奋斗终身，要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的誓言。

    党团支部成立后，陈兴朗发现外国传教士在“三美庵”开设的“福音堂”，以传教为名，实际是在传播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毒害人民，借以达到为其奴役的罪恶目的。于是，他领导党团员，发动群众，开展反洋教、弃洋教、驱洋人、夺回“三美庵”的爱国反帝斗争。通过揭露帝国主义强盗侵略中国的罪恶史和传教士侮辱入教妇女的罪行，广泛进行反帝反封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教育。广大信洋教的群众，纷纷弃教、反教。同时，将商城县南七区高等小学校，由河凤桥迁至“三美庵”。后又经过多次斗争，迫使传教士离开“三美庵”，历时一年多的爱国反帝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领袖及革命志士。7月15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央国民革命政府，在武汉公开反共，实行“宁汉合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商城县长李鹤鸣乘机兴风作浪，将陈兴朗父亲、曾任平区（即第七区）区长的陈经田召到县衙，大加训斥：“你的儿子和两个侄子（陈慕尧、陈兴山）都参加了共产党，宣传异党邪说，声言要打倒这、打倒那！建立什么共和国！穷人坐天下，搅得人心思变，社会不安。你说是用我的国法管，还是用你的家法管？若是用国法管，我派人去把他们抓来，带上大镣关进监牢，你可别怪我李某不讲交情，若是用家法管，我给你三盘大镣，拿回去给他们带上，不准出去，扰乱社会。”陈经田满口答应：“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请县太爷放心。”陈经田回到家里，就遵照李鹤鸣的旨意，对陈兴朗兄弟三人严加管教起来。陈兴朗对他父亲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早就不满，这回更加气愤，严正指出：“你不听劝告，助纣为虐，压制革命，头迟早要掉！”鉴于形势紧张，陈兴朗立即召开了党团支部大会，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暂时转入隐蔽斗争。

    1928年春节期间，中共商城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黄柏劲来到了商北，向陈兴朗等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同时传达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彻底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及中共商城县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要实行农运、工运、兵运相结合的意见。陈兴朗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进行传达讨论。会议决定：（一）面向农、工，发展党团员，扩大组织，壮大核心力量；（二）组织“穷人会”，成立农民秘密武装；（三）趁七区成立民团之机，派党团员打入民团搞兵运，掌握人枪，待机举行武装暴动。

是年春，党团员增多，分别成立支部、陈兴朗仍当选为党支部书记。然后，派王炳厚、张民厚等党员到区民团当兵，秘密进行兵运工作。根据支部决定，党员们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先后在杨家堰、观音山、黄山头、南司、回龙集、武家桥等地组织起“穷人会”。同时，还成立了几支农民秘密武装，名叫“摸瓜队”，夜间打击土豪劣绅和危害革命的地痞流氓及反动民团、兵匪头子。

    8月，中共商城县委改组，陈兴朗当选为县委委员。根据县委指示，他领导商北地区的“穷人会”和农民武装，进行抗租、抗稞、抗捐、抗税、抗夫和反“流通券”的斗争，吓得反动官吏不敢催收捐税，土豪劣绅不敢再要租要稞。

1929年，春荒十分严重，广大农民缺粮断炊。陈兴朗等领导各地党团组织，发动“穷人会”，串连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均粮”斗争。他们打土豪，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广大贫苦群众说：“共产党救了俺了命。”

    3月13日，中共豫东南特委和中共鄂东特委在光山县柴山保南竹园举行联席会议。同时，召开豫东南七县党代表会。两会根据商城党团组织和农运、工运、兵运发展情况，认为武装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决定举行商城起义，实行商（城）固（始）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会后，中共商城县委主要负责人陈慕尧返回商北，传达两会精神及决定。陈兴朗旋即召开各党团支部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两会精神，加快暴动的准备工作。

    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立夏节”），中共商城县委和商（城）罗（田）麻（城）边特别区委会，领导三区农民、民团，举行了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相继成立了县、区、乡工农革命委员会，打土豪、杀劣绅，革命运动热火朝天。

    6月9日，陈兴朗、陈慕尧在观音山脚下绝庄，主持召开了商北地区党支部负责人会议，成立中共五区委员会，陈兴朗当选为书记。会议听取了王炳厚关于七区民团驻南司分队兵运情况的汇报，认为起义条件虽不够成熟，但敌人已经警觉，必须立即动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会议决定：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午夜，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夺取枪支弹药。

    “端午节”夜幕降临，商北地区农民武装100余人，集中在观音山松林里。陈兴朗动员后，分别由胡玉书、胡占元、张民厚带领，疾驰民团驻地，将敌人包围。内应的同志开了大门，武装队冲进团丁住室，枪口对准熟睡的团丁，高喊：“不准动！动就打死你！”20多名团丁惊醒后，都乖乖地当了俘虏，民团秘书杨春寒和一个反动团丁企图逃跑，被当场击毙。队长胡晓云回家过节未归，侥幸漏网。缴获长枪20余支，子弹1000余发。

    12月25日（农月冬日二十五日），红三十二师夺取了商城县城，正式成立了商城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商城县委立即发出指示：在暴动条件成熟的地区，各党团组织要迅速发动农民举行暴动，成立区、乡苏维埃政府，打土豪杀劣绅，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陈兴朗等旋即召开区委扩大会，传达县委指示，决定：农历正月初一日，举行商北地区农民大暴动，首先打南司镇以杨松桥为代表的杨家“十公兴”土豪劣绅，开仓放粮，捉拿恶贯满盈的杨松桥祭旗，为受害群众报仇雪恨。

    除夕的晚上，陈经田先已得知举事的情况，就将陈兴朗、陈慕尧、陈兴山锁在屋里，不准出去。各地党组织负责人按计划都来到预定地点。陈兴朗无法前往，便写了“改期举行，初二再会”的纸条，命人转交给集中等待的各党组织负责人，暴动被迫推迟。

    1930年1月31日（农历新年正月初二日），北风呼啸，鹅毛大雪飞飞扬扬，陈兴朗以春节拜年为名，在绝庄召开区委扩大会，决定：正月初五上午，趁南司镇开市赶集人多的机会，举行暴动。

    2月3日，陈兴朗等率领商北地区3000余名农民暴动队伍，高举红旗，身披赤化带，臂带红袖章，威风凛凛地进入南司镇。暴动队伍高呼：“打倒反动派！”“打到土豪劣绅！”“向杨松桥讨还血债”等口号。陈兴朗首先登上临时搭起的演讲台，慷慨陈词，历数以杨松桥为代表的杨家“十公兴”土豪劣绅种种罪恶行径。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走，砸烂这个黑暗腐败的旧社会，建设新中国。他的讲话，赢得听众阵阵热烈的掌声。赶集的许多农民也加入了暴动队伍，一起涌进“十公兴”，砸烂了招牌。在陈兴朗等同志的指挥下，没收分配了大量衣被、布匹和钱物，开仓放粮数十万斤。自南司民团被歼后，杨松桥终日提心吊胆，于除夕夜晚，携家潜逃，未被捕获。

    2月18日，红三十二师再克商城。陈慕尧回家接妻子儿女进城。伯父陈经田极力反对，并扬言：“你们三兄弟再不改邪归正，就活埋他”。陈慕尧将此话告诉了陈兴朗、陈兴山。陈兴朗非常气愤地说：“南司暴动就是因为他（指其父亲）阻拦，才改期举行，致使杨家“十公兴”土豪劣绅个个逃脱，留下了祸根。为排除我父亲对革命活动的干扰，设法将其除掉！”陈慕尧、陈兴山对五伯父屡次阻拦其革命活动极为不满，表示同意。遂派五区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王炳厚带领几名队员，秘密地逮捕了陈经田，押往商南处死。人们传颂着陈氏三兄弟为革命大义灭亲的义举。

    6月初，敌四十五师戴民权匪部再次侵犯商北赤区。陈兴朗十分关心家乡人民群众的处境，决意回去察看。于10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夜晚，带领几名游击队员，行走在返回家乡的路上，不料与县民团遭遇。陈兴朗为掩护同志，只身与团匪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残暴的团匪用铁丝穿上他的锁骨，押解进城，交戴匪师部。戴民权以为抓住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获得共产党组织情况的良机。于是，他决定亲自审问。他采用各种残暴手段，严刑拷打，陈兴朗遍体鳞伤，白衣成了血衣，但他忠贞不屈，怒斥：“你们这群暴徒要知道，残暴征服不了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想从我口里得到共产党的情报，那是痴心妄想。你们的罪恶，劳苦大众总有一天要彻底清算的……。”戴民权恼羞成怒，嚎叫暴徒割下陈兴朗身上的肌肉，仍一无所得，黔驴技穷，于14日（农历五月十八日）将其杀害。时年31岁。(作者：杭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