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丰碑---缅怀我的外祖父赵伊坪

                            赵力萍

 情系鲁西北

对山东西北部的这片黄土地，我有着一种特殊的眷念之情。虽然我从未涉足过，却对它是那样的熟悉、亲切。从儿时起就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鲁西北，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域概念，但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了抗日根据地，这块土地就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政治含义。

那时的鲁西北，涵盖着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黄河、卫河、运河两岸与河南、河北连接的一大片地区。掌握这片地区就可以扼制华北敌后的交通要道，对日军中心据点形成严重的战略威胁，并对沟通晋冀鲁豫4省的抗日根据地具有特殊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和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辟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动人的故事都从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英雄豪杰，灿若群星，在仰望那历史银河的时候，其中有一颗闪耀着光辉的就是我的外祖父——赵伊坪。

1937年初春，他披着风尘到了鲁西北重镇——聊城，以他那独有的魅力，相知了一个渴望着寻求抗日道路的老人——范筑先将军。这年的5月13日，中共中央代表、我外祖父的亲密战友彭雪枫同志到了聊城，为他接上了中共山东省委的关系，同时，由彭雪枫、赵伊坪介绍发展了张维翰、牛连文两人为中共特别党员。由此在范筑先的司令部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这是党组织的最小的组成单位，只有赵、张、牛3个党员。有人说这是党组织的细胞，也有人说这是后来鲁西北形成抗日斗争燎原之势的火种，然而不幸的是这烈烈火焰，遭受了民族的敌人，不仅是民族的敌人，也有阶级的敌人，凶狠疯狂的扑杀。范筑先将军和我的外祖父，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鲁西北。我渴望踏上那块土地寻觅我外祖父当年的足迹。

说来满足我的这一愿望的经过是那样奇巧。一次在我们外经贸部机关碰到黄进同志，相互示意后说：“少见啊，最近干什么？”“我回来办点事。”就这样，我知道他在聊城，才把话题拉开，谈到了我的外祖父。

黄进同志是我们部办公厅的干部，一位研究国际政治的博士。到聊城市政府挂职锻炼，聊城作为一个革命老区，为了发展经济，对黄进十分器重。他虽然只是挂职锻炼，但他是市长助理，似有半个当家人的口气说：“欢迎你到那里去访祖，我来安排。”

对中共党史的重视，大概与黄进的专业研究有关，也显然与他是长征老红军的后代有关，他对革命前辈的感情是一望可知的。为此，他竟在聊城市委的一次会议上谈了这件事，并专门给市委书记张敬涛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张敬涛同志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这件事，特意召集了一次有关单位的会议，决定组成专门小组查寻烈士遗骨，并邀我作先导到聊城去。

在1999年初春的一天，我同我的表姐单克乘坐着京九线上的快车直发聊城。我殷殷企盼多年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

风雨光岳楼

60年前的聊城是一个什么风貌，我无意去追寻了，但矗立在城中心的光岳楼肯定是依旧的模样。高大的楼台上，一叠四层的楼体，雄伟多姿。据说始建于洪武七年，那时的聊城名为东昌府。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他在位31年，中间又经一个短命的惠帝，传到明成祖朱棣时，迁都北京。由此看来，明朝在北京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不论其技术多么高超，工艺多么精美，但从资历上还应该排在光岳楼之后。

齐鲁之峰泰山，在聊城以东，它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奇观。而山东西北部平原的最高处，凭直觉确信就该算这巧夺天工的光岳楼了！

它伟岸傲立，以其600多年高龄，阅尽人间沧桑，经受了大自然的风雨和人世间的烟云，最感人的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英勇悲壮的一幕吧！谁能想象，这儿，60年前曾经验证人生的壮美，民族的不屈！

1937年初，当日寇逼近华北，当地的黎民百姓灾难重重的时候，有3个青年人在这里办起了“抗日壁报”，宣传群众，启发群众，教育群众，他们是赵伊坪、张维翰和范筑先将军的长女范晔清。

当年六区政训处有一位叫姜宝鼎的画家，在这座古楼的东壁上画了一幅5米高的宣传画：一个振臂高呼的巨人。画的上面写着血红的大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画的下面是人的铁流。这幅画曾引来无数群众驻足观看，人们神情凝重，热血在胸中沸腾。范筑先将军也特意到这里看画，并指着岳武穆的名言“还我河山”的横幅十分激动地说：“要学习岳飞、史可法、文天祥、戚继光这些民族英雄。中国人民不可侮，华夏子孙是威武不屈的。宁作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1937年10月初，日寇占领德州，范筑先急派张维翰到济南找中共山东省委代表赵伊坪，请求聘请共产党到六区协同作战。他当即和山东省委决定，派冯基民、刁子言、解彭年、徐茂里、高元贵、管大同、张舒礼、吕世隆、于汇川、巩固等12名共产党员到六区任干事。10月12日，张维翰与赵伊坪、齐燕铭一起到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挑选出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240名，分三批奔赴聊城。急盼中这些抗日骨干像神兵天降一样，结集在光岳楼下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回荡在光岳楼四周，震撼着鲁西北大地！

写到这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这240名政训服务员中，就有我的二姥爷赵晓舟。在他给我讲的许多当年鲁西北的故事中，每每都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家保存的一封外祖父惟一用毛笔在“第三路总指挥部政训处”八行纸用笺上写的一封家信，其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述：“晓舟来的很巧，聊城成立政训处，已跟着二三百学员（政治员）坐汽车赴聊城去了……”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十月十六日”，即1937年10月16日。

我想，大概就是以这一批人为骨干，把鲁西北的大地变了个模样。光岳楼可以作证。

最悲惨壮烈的是1938年11月15日，日寇攻陷聊城，范筑先将军与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700将士英勇献身。可以想象那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我真的不愿重述这一民族的巨大伤痛了。

我不忍再想下去，急急地打住如潮的思绪，跟着陪同我们的同志，一层一层地拾阶而上。可以肯定，我的外祖父是踏过这些台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踏着先辈的足迹”这句话在此刻，有了更切实的含义！

我站在楼层的高处，长时间地凝神注视着远方，而终究又低下头来，向先辈的灵魂祭奠。

范筑先将军像前的追思

在中华民族英雄的行列里，范筑先将军堪称杰出。他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惊心动魄的传奇，传为佳话，甚至成了神话。他实在是彪炳史册的典范！

坐落在光岳楼一侧的范筑先将军纪念馆，就是他殉国的地方。邓小平题写的“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10个烫金字镌刻在黑色大理石板面上。

我伫立在范将军的塑像前，他戎装肃整，目光直射，炯炯有神，花髯飘胸，一副刚直严峻的神态，一看就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就我说来，对范筑先将军的敬仰，总是联系着我对外祖父的亲情。

我追思着，并通过时光的隧道与他交流着。

范将军，可曾忆起，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日寇的入侵而苦闷彷徨，“双十二”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出现曙光，1937年5月4日，走到你身边的一个青年人，你给他出了一个自己苦苦寻求答案的题目——“如何抗击日寇？”要他作文章，要“考考他”，当看到他的答卷时，竟为他的精辟独到的见解而赞赏不已，在专员公署编制员额已满的情况下，破例录用了他。

我敢断言，那是你寻求抗日真理而与之交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虽然那时你并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

从那时起，你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团结抗战，使“山东红了半边天。”

你愤慨地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无耻谰言，你说：“有人说政治处要赤化鲁西北，政治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山东红了半边天，来破坏国共合作抗战。如果说抗战是红的，俺们红了半边天是光荣的，他们的半边天为什么不红呢？”还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当前国难当头，应当团结一致坚决抵抗，不然亡国灭种就在眼前。”范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神，不仅在历史上闪耀着光芒，在今天也有着可贵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范筑先将军壮烈殉国的直接原因是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而把他陷于孤立无援绝境的则是国民党反动顽固派。

范将军，你可知道，在日寇攻陷城池后，你的秘书田兵幸存下来，他得到一位百姓的保护，后来他有这样一段记述：“第二天化装成一个叫花子逃脱了敌人的射击，急行一昼夜于1938年11月17日在馆陶找到了10支队和政治部（鲁西区党委）。向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和军事部长王幼平汇报了聊城战争的经过。赵伊坪和范的家属，根据我的汇报，以范夫人的名义，向鲁西北人民发了《给王金祥的一封公开信》。”揭露王金祥拥兵不救，致使范将军殉国的内幕。

这个向范将军的参谋长——一个奸佞小人发出檄文的还是赵伊坪。他对王金祥的揭露和痛斥告诉我们要记取：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有影响的事件，有大忠必有大奸。对奸佞小人，万万不能姑息。

泪洒徐楼村

陪同我们的同志介绍，聊城的新市区把老城区套了起来，中间夹着护城河，可谓“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甚有特色，好心劝我们周游一番。因为我们都惦记着外祖父（他还在聊城以北的高唐县），实在无心浏览市容。所以，转天一早，就向高唐进发了。

市委秘书长、市民政局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还有黄进同志，我们一行6人分乘两辆小车颠簸在乡间土路上，行进中造成一条黄尘扬起的土龙，当我们到达高唐县时那整个车身被尘土所覆盖，就如当地村民拴在树旁的黄牛了。

说来也是一种巧合，如果甲子倒转一个周期，在整整60年前的3月5日，正是我外祖父牺牲的日子。

那是鲁西区党委机关与八路军先遣纵队由冠县、馆陶向泰西大峰山区转移途中，在茌平（今高唐）县琉璃寺与日寇遭遇，激战一天，在黄昏突围时外祖父负伤坠马，丢失了高度近视的眼镜，被敌人所俘。日寇在许楼村的十字街口对他施以酷刑，他坚贞不屈，怒斥日军的残暴罪行。日军将他捆绑后全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事后，许楼村的群众将他的遗体埋葬于村西的四新河岸上。

1945年秋，茌平解放。1946年，茌平县七区政府所在地徐庙建立烈士陵园，外祖父的遗骸被移至陵园。陵园当时有烈士墓50座，以后每有迁出。起初，每个墓前插有一块木制牌位，记载烈士的简单情况，后经年代变迁，木牌丢失、错位，现存的18座竟成了一片无名烈士墓群。

为确认赵伊坪烈士墓，聊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民政局和高唐县委党史办、高唐县民政局等单位组成专门工作组，查阅了茌平县民政局、档案局、党史办的全部档案资料，走访了所有健在的当事人，在陵园所在的徐庙村召开了由老村干、老教师、老村民参加的座谈会，仍无法确认现存的18个墓中，究竟哪个是赵伊坪烈士之墓。

年代久远，早期又无专人管理，这种变迁的情形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老区人民都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在许楼村十字街口，我们见到了已经82岁高龄的当年亲手为我外祖父衬灵的徐子贵老人，他带领着我们和汇集起来的许多人到了已经干涸的四新河畔。

老人低沉的絮语，众人缓缓的脚步都是对革命先烈的祭奠。过了许久我们才到了徐庙烈士陵园。

我久久地站在一片刚刚长出青草的坟茔前，感到就在我外祖父的身边，似乎伸手就能把他搀扶起来，我哽咽着说：“姥爷，我们姐妹俩，代表姥姥，还有您所有的亲人看您来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愧疚：来的也太晚了。热泪滚滚而下，眼前一片模糊。

我想着，外祖父生前就是一个不管自己发挥了多么大、多么独特的作用，总是默默无闻的人。而今，他仍然在人群里，仍然是一个让人们无法辨认出来，甚至他的亲人也无法辨认出来的人！一个只讲贡献，不求索取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这种精神本身就是一座无言的丰碑，它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万古千秋！

后  记

我曾拜访过我外祖父的老战友：王国权、徐运北、朱穆之、穆青、张承先、翟向东、王新三、许法、范树瑜等诸位革命前辈，他们都向我讲过当年的故事和革命历史。每当我起身向白发苍苍的革命老人告辞以后，都油然生出敬仰之情，不管是对哪一位。我感到我是在翻动着一部厚重的史书，不得不借助许多注释才能真正理解正文。虽然仅仅是60年前的事，然而这60年的变化太大了。

但也确有不变的，那就是他们对我外祖父的战友深情，不管是哪一位。80多岁的老人，谈起我的外祖父，无不动情，有的竟失声痛哭起来……这样的情景一次次感动着我，让我懂得什么叫真诚，引起心灵的极大震撼。只有经历过生与死、血与火考验的人才能有如此真挚的感情。

朱穆之爷爷说：“你姥爷在鲁西北的威望很高，我们都很敬仰他。”几乎都说了同样的话：“忘不了他呀！”“不能忘记他呀！”这“不能忘记他呀！”显然是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很明白。我感到肩头的沉重。

他们送给我精美的著作，特别是非常珍贵的照片和历史资料，本文的内容有些就出自那里。

在这里，我向他们恭敬地鞠躬，感谢他们对我的教育，我终生不忘。

                   （原载《解放军报》1999年12月11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