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母生离死别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长沙清水塘,毛岸青1923年11月13日出生于长沙东乡板仓,毛岸龙1927年4月4日出生于武汉。毛岸龙出生后第8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期毛泽东、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陈玉英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叛变后,共产党人全部转入地下。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秘密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后第5天毛泽东即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武汉动身赴长沙,准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此时杨开慧和陈玉英已带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先期回到长沙东乡板仓。毛泽东抵长沙次日,即往板仓看望妻儿,三四天后,由杨开慧相伴从板仓返回长沙城里。8月底,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安源部署秋收起义。岂料这次离别,竟是毛泽东与杨开慧、毛岸龙的永诀!
  杨开慧与毛泽东分手后,带着三个孩子留在板仓坚持地下斗争。保姆陈玉英仍同他们住在一起。1930年秋,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长沙反动当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
  10月下旬的一天,杨开慧在通知一位同志隐蔽起来时,被密探发现了。清乡队长带着特务班和80多个清乡队员包围了板仓大屋。
  一阵紧急的打门声把开慧惊醒,她情知不妙,立即烧毁了身边的文件,火光映红了她那张镇静、沉着的脸。
  敌人涌了进来,要带走杨开慧。杨开慧从容不迫地收拾东西。当她刚穿上那件心爱的灰底红格子旗袍时,岸英一把抱住妈妈的腿,哭道:“妈妈,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当几个特务打手动手绑杨开慧时,岸英冲过去,一口咬住正在指挥的清乡队长的手。敌人恼羞成怒,一并抓走了年仅8岁的岸英和陈玉英。
  在监狱中,敌人严刑逼供,妄想从开慧同志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的动向和党的秘密,但都不能得逞。敌人又对岸英威吓诱骗,妄图从岸英嘴里打开缺口,岸英总是沉着应答。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严刑拷打开慧同志,有时还把岸英押在一旁看,从心灵上折磨他。每当妈妈受刑回来,岸英常常依偎在妈妈身边,用小手抚摸着妈妈身上血迹斑斑的伤痕。开慧同志总是强忍剧痛,对岸英进行革命教育,并让他记住这里的情况,将来告诉爸爸。
  11月14日长沙城上空乌云密布,敌人杀害了开慧同志,而仍把岸英和陈玉英关在牢里。失去母亲的悲痛和非人的生活,岸英病倒了。经家乡亲友的努力,在开慧同志牺牲18天后,敌人才把岸英和陈玉英同志释放出狱。
从板仓到上海
  毛岸英回到家里,见到外婆和两个弟弟。不久,保姆陈玉英离开了板仓,回到自己的老家宁乡。毛岸英三兄弟失去了母亲,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便在板仓同外婆杨老太太和母亲的伯母一起生活。
  杨母带着毛岸英等三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因为岸英他们的外祖父杨昌济早已去世,家里经济拮据。长沙白色恐怖又相当严重,敌人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时刻威胁着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知道后很不放心,经请示党组织同意,他亲自写信要板仓的亲属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来。
  三兄弟除了岸龙4岁,还不懂事,8岁的岸英和6岁的岸青都明白,这次去上海,是爸爸、叔叔的安排。他们舍不得外婆、舅舅等亲人,但又多么渴望早日见到自己的父亲啊。
  当时杨开慧的兄嫂杨天智和李崇德在南京做事。1930年12月李崇德为年终结帐从南京回到板仓。接到毛泽民的信后,经家人商议,决定由李崇德护送毛氏三兄弟及杨母一起到上海。李崇德同杨母一起为三个孩子准备了简单的行李物品。为了安全,他们改换了孩子们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毛岸龙改为杨永泰。还商定了孩子们对大人的称呼:不叫杨母外婆,而叫奶奶;不叫李崇德舅妈,而叫妈妈。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李崇德、杨母带着三个孩子于1931年春节前由板仓启程。走时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毛岸英三兄弟,一直送到粤汉铁路边的白水火车站,登上了去汉口的火车。到汉口后,李崇德通过杨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用以作过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到船票,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这一年的春节他们是在途中度过的,春节后才到达上海。
  到上海后,他们即按毛泽民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现为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到酒店和杨母、李崇德、毛岸英三兄弟见面,谈了些情况后,毛泽民把杨母等人安排在泰安旅馆(现为延安路33号)住下。毛泽民回去后即向在上海负责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当时决定将毛岸英兄弟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
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是在地下党中央特科工作的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德教堂主持牧师。1928年10月参加上海互济会工作。1929年底地下党组织为了解决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子弟的抚养问题,责成互济会在近期开办一个幼稚园。互济会负责人王弼将具体筹办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幼稚园于1930年3月成立,并取名为大同幼稚园。彭湃、恽代英、李立三、杨殷等的子女,都先后被送进大同幼稚园收养。岸英、岸青、岸龙,于1931年3月入幼稚园。
  同年端午节(6月20日)前后,毛泽民、钱希钧要离开上海到苏区去,去前同岸英的外婆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毛家三兄弟。因为当时规定一般不让家属直接到幼稚园去看望孩子,所以只能趁孩子们出来游园的机会,同孩子们见面。外婆问了孩子们在幼稚园里的生活情况,毛岸英说,他们每天在园内念书,晚上兄弟三人睡在一起。毛岸英还讲了妈妈杨开慧怎么牺牲的情景。孩子们还问叔叔毛泽民,爸爸是否也在上海。
  毛泽民等与毛岸英三兄弟在法国公园附近见面时,上海的天气已经十分炎热。约在同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由保育员把毛岸龙送到附近广慈医院急诊。医生诊断为紧口痢,经抢救医治无效当夜死亡。第二天,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了口棺材,将毛岸龙收殓。毛岸龙时年4岁。
  1931年4月下旬,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董健吾返回上海后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即按地下党的批示,隐蔽起来,暂住在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杨度家里。
  就在这时期,有一天大同幼稚园的保育员桂荷英(又名管荷英)外出后突然失踪,下落不明。谭筱影和欧阳新怀疑有变,为幼稚园全体革命后代和家属的安全着想,经过反复考虑,于1932年春决定将大同幼稚园解散。园中的孩子全部遣散回家,有的家属来领,有的派人送回家里,有的不能送的临时寄养在可靠的或与党有关系的同志家里。当时欧阳新嘱咐在幼稚园当保育员的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将毛岸英、毛岸青带回家中寄养。
艰难的上海生涯
  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郑兰芳的母亲住在当时地下党在霞飞路的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半年左右之后,欧阳新提出让董健吾将岸英两兄弟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因为那里孩子多,好隐蔽,比较安全。
  1932年8月,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修德里12号,开始同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及其子女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生活在一起。董健吾的小儿子董寿琪与毛岸英、毛岸青差不多,所以他们三个小孩子经常相处在一起。董健吾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暂时住下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诉黄慧光及其子女们,说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黄慧光知道毛岸英、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孩子后,对岸英、岸青和自己一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正处在孩童贪玩的时期,又有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怕他们出去和外人接触,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因此不仅没有让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学,而且在以后3年多的时间里,又先后变换过几个住处。
  毛岸英、毛岸青随黄慧光一家在修德里住了约一年左右的时间,为安全起见,又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原胡希安的家,现为成都北路532弄3号)。在成都路三多里时,当时地下党干部浦化人(董健吾入党介绍人,也曾一度当过牧师)经常到黄慧光家看望毛岸英、毛岸青,有时也教他们读书识字。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毛岸英、毛岸青又随黄慧光一家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51弄10号)。在斯盛里住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两年左右。毛岸英、毛岸青出国就从这里走的。
  毛岸英、毛岸青在董健吾家的生活费用,基本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即到黄慧光家初期,仍由地下党组织按月提供生活费。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瑞金,留下的地下党组织又屡遭敌人的破坏,因此,有一段时期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供给。董健吾早已辞去牧师职务,已无固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又转入地下,对黄慧光家的生活起初还管,后来也无能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时间也少了。当时黄慧光仅是一名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两人一共七口人,仅靠她长子董载元的一点微薄工资维持生活,生活困难的处境可想而知了。黄慧光为维护一家人生活,只好同子女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挣点钱弥补生活费用。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毛岸英、毛岸青也干活,如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等。所以在黄慧光家后期一段时期内,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他们吃得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尽管生活比较困苦,毛岸英、毛岸青在白色恐怖下总算度过来了。他们在董健吾家生活了四年多,一直到出国,中间没有离开过。
张学良的诺言
  为了摆脱危险和困境,董健吾早有心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陕北毛泽东处,或转送出国,只是没有机会。1936年4月,宋庆龄又请董健吾到西安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到陕北苏区,这就使得董健吾在西安时常被张学良邀至家中吃饭、叙谈。有一次,董健吾得知张学良的夫人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打坏了几件心爱的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就通过在西安城里一个过去与上海松柏斋古玩店有交往的朋友,搞到一套24件名贵的明代涂釉彩瓷送给赵四小姐。张学良、赵四小姐见到这套古玩后,咄咄称奇,爱不释手,非以重金酬谢不可。董健吾对重金坚持不收。张学良就问董健吾有什么事情要求帮助解决。董健吾实在拗不过张学良的诚意,便随口说出能否把他家里的三个孩子送到苏联去读书,张学良一听,当即表示这件事就包在他身上了。董健吾当时以为张是随便说说而已,在西安办完事后就返回上海了。
  同年6月,董健吾在上海突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说他这次到上海来除有公事要办外,还要了却一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酒店见面。董健吾接到这个电话,感到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这件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决定,于是立即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理。第二天,董健吾同刘仲华(当时是董健吾与地下党单线联系人,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前往见张学良。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秘密来沪,所以不便约他们在公寓见面。现有他的部下李杜将军(原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共产党员)要途经法国去苏联,乘此机会让他们带三个孩子出国赴苏。并说送三个孩子出国的一切费用他都准备好了,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送过去。张学良说完后就匆忙与董健吾、刘仲华离开酒店,登上他的汽车,并由他亲自驾驶,送董健吾二人到复兴公园下车而别。
  上海地下党经研究后,同意采用这个办法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去苏联。冯雪峰即通知当时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准备出国,一切手续由他办。临出发时冯雪峰才告诉杨承芳,此行的任务是利用李杜将军出国的机会,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取道法国去苏联。董健吾回来后,马上与李杜取得联系,随即和他女儿董惠芳一起将毛岸英、毛岸青和他们自己的孩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家里。宋庆龄也知道了这件事。
  1936年6月,毛岸英随李杜一行乘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出发,航行约一个月,抵达法国马赛港。毛岸英、毛岸青后由康生接到苏联莫斯科,随即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时年14岁多,毛岸青时年13岁多。
从留学生到红军政委
  岸英从小就酷爱学习,在那风雨如磐的上海,岸英度过了五年多的艰难岁月,失去了进学校的机会。如今,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成绩优异。他俄语讲得流利,又学会了英、德、法语,中文水平也有提高。同时,他还写信给延安《新中华报》,介绍苏联的情况,并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苏联。
  1941年6月,希特勒法西斯开始武装侵犯苏联,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战争破坏了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儿童院的经费缩减了,物资供应也日益困难。岸英与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种蔬菜,到森林伐木劈柴。当德寇快要侵犯到莫斯科时,岸英他们被派到城郊挖反坦克战壕。他们每人只有一根钢钎和一把铁锹的简陋工具,天寒地冻,钢钎扎下去如同扎在钢板上一样。但他们从不叫苦,艰难地拿钢钎一下一下地往下扎,然后再用铁锹把土铲开。岸英总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1942年秋的一天,苏联红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来到依万诺沃市。岸英闻讯后,立即赶去找他,要求参军,上前线。经过长谈,这位负责人为岸英的决心所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20岁的岸英很快进入了舒亚的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并入了党。毕业后,岸英又进入军政大学学习,获得中尉军衔。1944年夏天,他终于来到炮火连天的战场,投身到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匪帮的大反攻。作为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解放波兰等国家的战斗。1944年底,斯大林接见了他,表扬了他在红军中的贡献,并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
回延安
  1946年1月,岸英回到了延安,别离了18个年头的父子终于相见了,这时岸英已经24岁了。岸英回国后,即由苏联共产党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一边协助翻译,一边学习政治理论、进修中文。这年3月的一天,毛主席与儿子进行了一次长谈,详细了解了岸英离别18年来的经历。听完岸英的叙述,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国外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你说好不好呢?岸英爽快地答应到: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上好劳动课。1947年,岸英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工作十分出色。
  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战略性的进攻和空前的大决战,毛主席、周恩来等离开陕北来到河北省西柏坡。岸英也来到了西柏坡。
  同年夏天,在北方大学文学院读了半年书的、毛主席的干女儿、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放了暑假,因患疟疾,来到河北平山县治疗。病愈后,她到西柏坡去看望“干爸爸”。正巧,在毛主席处,碰上了毛岸英。听了岸英参加农村锻炼的经历介绍,刘思齐对他产生了敬意。不久,她被分配同岸英一起去平山县参加土改。在工作中,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1949年10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读书的刘思齐同毛岸英举行了婚礼。
韶山的儿子
  随着北京宣告和平解放,岸英结束了中央机关先遣队的工作,到中央机关担任秘书、俄文翻译,同时,继续刻苦学习中文。
  1950年春末夏初,韶山地区发生了粮荒,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派岸英返回湖南,探望家乡人民,祭扫开慧烈士墓,同时去韶山调查荒情,协助当地政府解决人民的困难。在长沙,岸英见到了别离20年的外祖母—杨老夫人,并和舅舅、舅妈一道,前往长沙东乡板仓,祭扫杨开慧烈士墓。
  几天后,岸英冒着滂沱大雨,走乡串户,探望群众,调查荒情,转达党中央的问候。一天,岸英同九阿公毛泽连来到毛瑞和家,这时抱病在床的毛瑞和已经断粮三天了。岸英亲热地坐在床沿上向他问这问那,但毛瑞和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缺粮的情况。后来岸英起身,揭开锅盖一看,破旧的炉锅里发出一股野菜味,再打开碗柜门,见一碗野菜放在里面。岸英夹一筷子尝一尝,又拿出手帕包了一把野菜放进口袋里,准备带回北京。临走时,他含着泪花,把5万元人民币(约合现在5元)塞进瑞和的手里,说:“阿公,这点小意思你收下吧!等土改分到田地,日子就好过了。”
  在韶山的七天中,岸英就用两条板凳架一个铺,睡在毛家公祠里。他和贫下中农一道吃野菜,粗茶淡饭,一起淌汗推车,抗灾自救。并和有关部门联系,建议他们调拨一批粮食,给困难户,适当地解决当时韶山一带粮荒问题。群众称赞他说:岸英真是和我们心连心啊!
党务工作者
  1950年初,随着全国解放形势的变化,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岸英多次要求,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亲自安排到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
  初到工厂,一切生疏,该从何入手呢?
  岸英从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入手。他找后进群众谈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增添热水锅炉,清理宿舍垃圾,改善卫生条件,办起了图书室,组织歌咏队。他搬进了原是浴室的简陋房间,日夜工作在厂里。
  岸英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努力钻研技术,买了大量的技术书籍,并组织干部、工人学习技术,开展技术练兵活动。在全厂开展的技术教育中,岸英亲自上课,组织职工学习外语。
主动请缨
  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家门口,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群情激愤。1950年10月7日,一个金风送爽的晚上,因彭德怀即将赴东北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他送行。
  毛泽东没有专门的餐厅,宴会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客厅的“菊香书屋”内举行。在场的只有3个人:毛泽东、彭德怀、毛岸英。
  彭德怀早就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但见面是在1946年,那时毛岸英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见过毛岸英了。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彭德怀一边大口吃着糖醋辣椒,一边关切地询问。
  “北京机器总厂。”毛岸英恭恭敬敬地回答。
  彭德怀:“工人同志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
  毛岸英:“大家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支援朝鲜人民……”
  “不是‘发动’,是正义战争的召唤!难道你要去朝鲜是我动员的吗?”毛泽东微笑着纠正说。
“主席,这……”彭德怀愕然停筷,盯着主人。
“……”毛泽东微笑不语,慈祥地望着爱子。
  “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毛岸英朗声笑道。
  “主席,这不是开玩笑吧?”彭德怀再次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主席。
  “岸英想跟你去打仗,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利哟!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毛泽东依然不置可否,高深莫测地微笑着。
  “彭叔叔,这不是开玩笑!我考虑好几天了。”毛岸英那张英俊的脸上,洋溢着神圣的光采。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嘛!”彭德怀试着劝说。
  “可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中国的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她噢!”彭德怀又找了一个劝说的借口。
  “刚才我已经向她辞行了。”毛岸英含糊其辞地说。
  彭德怀的脑筋正在飞快地转动着:看来父子俩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态吧?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含蓄地说。
  “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有些着急了,他搬出各种理由:上过苏联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
  “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满意地望了望儿子,又笑着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得表态道:“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岸英,你愿意吗?”
  毛岸英欢呼起来:“一百个愿意!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
  “主席,让那些记者知道了,这可是头条新闻哟!”彭德怀话中有话地说。
  “还是不让记者知道的好。”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接着说:“要是传到杜鲁门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啰!”
  彭德怀领会了那言下之意:保密!
  酒过数巡,毛泽东起身举杯,慨然说道:“这杯酒就为你们送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他与彭德怀、毛岸英一一碰杯。三人一饮而尽……
  在毛岸英不幸牺牲后,彭德怀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件事。彭总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些高级干部就没做到,叫他去他都不去!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在朝鲜战场上
  1950年10月8日早晨,一架伊尔-18型飞机,载着彭德怀及其秘书张养吾、高岗等人飞往朝鲜。毛岸英和几位苏联同志也同机前往。
  毛岸英被分配在“彭总作战室”工作,负责作战指挥和文电处理。
  毛岸英是“搬着书山上战场”的,哪怕是在敌机狂轰滥炸的日子里,依然手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等,一有机会,就与张养吾讨论哲学、历史、俄语。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作战室审讯第一个被抓捕的美国战俘莱尔斯时,毛岸英担任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着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形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
  “坐下!”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
  莱尔斯咽下一口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
  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
“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
“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
“有没有伤到骨头?”
“没有。”
“吸烟吗?”
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
“您想吃点什么吗?”
“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
“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嚷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
“您的名字、职务?”
“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
“履历?”
“……1947年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
“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
“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
审讯圆满结束。这该归功于莱尔斯的合作。
  是什么魔力使这位美军少校消除了恐惧,违背了入伍时严守国家机密的誓言呢?当然与毛岸英的几支香烟、几块饼干和几句同情的询问有关。但这决不是廉价的交换,其中自有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发自毛岸英内心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次审讯结果,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当即批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写吧!”
  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因三十八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又发了一顿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
“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
“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毛岸英当即请求。
“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蜡烛,秉笔疾书。张养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思泉涌:“……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以它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
  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
  张养吾回忆说:“杜平同志阅后提了意见,我和毛岸英又作了修改,最后是彭总批发的。这次最辛苦了,毛岸英接连干了三十几个小时。”
黄土处处埋忠骨
  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
  这个发生在11月24日下午的异常现象,立即引起了志愿军首长的关注,他们即研究了几条规定:明晨4时前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进洞。
  一切都在照计划进行:解方参谋长领着司令部的同志,躲在南山的一座大矿洞里;杜平主任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钻进山沟里的一座地下涵洞;距“彭总作战室”两三百公尺,有一座仅可容纳五六人的小矿洞,这是总部首长的藏身之所。
  金灿灿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大矿洞里的人们已经相互看清对方的眉眼。此时,毛岸英饥肠辘辘地倚壁而坐,正在闷着头吸烟。他又睡过了时间,没赶上吃早饭。
  昨夜对中国志愿军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夜。各部队必须在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做好于黄昏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准备。彭德怀调兵遣将,督促全军,忙了大半夜。毛岸英也跟着忙到后半夜才睡。
  如果是在10天前,毛岸英就不会迟起,更不会饿肚子。
  他的两位邻居—张养吾和任荣,可以督促他按时起床,等候他一起吃饭。可张养吾已经回国,任荣带工作组到东线九兵团去了。
  毛岸英有了一位新邻居,他就是张美吾走后,刚从西北军区调来的高瑞欣。他比毛岸英小两三岁,睡得比毛岸英还香,要不是毛岸英叫他起床,他可能还在梦乡里欢度蜜月哩!
  上午9时多,太阳升起老高了。往日这个时候,正是敌机活动猖獗之时。可今日反常,连飞机影子都没出现。
  “妈的,飞机怎么还不来?”有人等得不耐烦了。
  “今天是星期六,大概飞行员放假了!”有人瞎估猜。
  在烦躁与轻松、失望与希望混杂的气氛中,人们的思想开始麻痹了。有人去拉屎撒尿,有人在洞口散步聊天。毛岸英与高瑞欣回宿舍去喝水充饥,随后又立即返回洞内防空。
  到了10点多钟,还未见敌机,毛岸英和高瑞欣忍不住了,就悄悄地离开矿洞,向“彭总作战室”走去……
  大约11点钟左右,凄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正在值班的司令部办公室兼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和毛岸英等人冲出“彭总作战室”,就近隐蔽。少顷,从南方飞来4架轰炸机,飓风似的掠过总部上空,向北飞去。人们估计:“大概又是去轰炸鸭绿江大桥了!”于是,毛岸英等人又回到作战室。
  可是,狡滑的敌机悄然折转回头,其中一架敌机俯冲着飞临“彭总作战室”上空,翅膀一抖,丢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
  就在这些汽油弹降落和爆炸的瞬间,两个人影从屋内冲了出来:最先是徐亩元,他安然无恙;成普慢了一步,被爆炸的气浪摔到山下,半边脸被烧脱了皮。
  “彭总作战室”是一座木板房子。随着一串串震聋发聩的爆炸声,木屋在烈火中燃烧、倒塌,眨眼间变成一片火海。
  无法抢救!敌机还在头顶上横行,轰炸任何可疑之处。实际上也来不及抢救:凝固汽油弹爆炸后,顿时生成高达华氏2000度的燃烧着的液体流,岩石被烧得通红,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何况是人的血肉之躯呢!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木屋跑去。木屋消失了,剩下一堆灰烬。余温很高,站在好远,依然灼人。
  警卫排的士兵们在灰烬中扒出两具遗体。司令部行政处副处长张仲山回忆说:“尸体烧缩起来了,只剩下骨头架子,拉开,还像个人形。”有一具遗体的手骨上套着一只外国手表的残骸,人们据此断定:这就是毛岸英。
  从毛岸英报名参加志愿军到不幸牺牲,仅仅50天时间。这50天,是他28年命运交响曲中永不消逝的最强音,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言—“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岸英牺牲后,遗体安葬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总部把岸英烈士的忠骨迁到平安南道桧仑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直到今天,岸英烈士仍安息于他生前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过的友好邻邦—朝鲜的土地上。
                                                                               本文摘自《红色后代》程歌编著1996年2月
                                                                           王鹤滨《毛泽东的子女们》
                                                                         《毛泽东一家六烈士》;传记文学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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