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被反动军阀张作霖绞杀于北京。
李大钊共有5个子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次子李光华、三子李欣华。
血雨腥风
1927年4月6日，那天正是清明节，天气非常暖和，李星华与妹妹李炎华都换上了新衣。李炎华兴致勃勃与母亲出去散步。早饭后不久，传来一阵枪声，十来个军警包围了李大钊的家，逮捕了李大钊，并带走了李星华。不一会母亲和妹妹也被抓了进来。
母女在狱中始终没有李大钊的消息，每天都在焦虑中煎熬。十几天后，终于在法庭上见到了父亲，李星华、李炎华禁不住痛哭失声。李大钊表情沉着、镇定，对法官说，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小，都在上学，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就这样同父亲见了一面，就又匆匆分别，想不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4月29日，警察才把母女放出监狱。回到家才知父亲在前一天已被绞死。顿时，家里乱成一团，母亲伤心过度，晕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晕过去了。
父亲牺牲后，住宅门口的流氓，暗探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有时还公开跑到家里来搜查，并限令全家返乐亭原藉。全家人在北京无法生活下去。家人重新到宣武门外下斜街长椿寺把父亲装殓过，然后将灵柩暂停在妙光阁街的浙寺里。5月11日，全家人启程回乐亭乡下，离开了北京。
子承父业的长子李葆华
在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的当天，正赶上李葆华和同学到小汤山旅游，在回家的路上，孔德学校的同学把他接到清华园，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反动派的魔爪。直到4月28日李大钊牺牲这段时间，李葆华一直躲在李大钊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父亲牺牲后，北京躲不下去了，他一心想去苏联，但由于发生张作霖查抄俄国兵营的事件，苏中断交，只好改去日本。当时，李葆华年仅17岁，便怀着国仇家恨，化名杨震，只身流亡日本，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留日特别支部。“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寇侵略我国东北，李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1932年他又受党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到门头沟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此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连天烽火中，李葆华戎马倥偬，转战山西、河北，直至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起。
解放后，李葆华又投入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先后在水电部、安徽省委的领导岗位上忘我工作，政绩卓著。
李葆华曾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水电部副部长、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要职。李葆华的家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走进客厅，只见北墙上悬挂着李大钊同志的手书条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字帖中央是李大钊同志的画像。年届85岁的李葆华老人虽然步履有些迟缓了，但思维仍十分清晰。他和夫人田映萱忆起往事，李葆华老人扬起头，思索的目光凝视着前方，回忆起60余年的历史风云。
“文革”刚开始，李葆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他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造反派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而被“打翻在地”。经过一番番批斗、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的厄运后，李葆华又被军队监管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整整6年，他先在合肥，后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1972年，刚被“解放”出来的田映萱非常担忧丈夫的身体，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提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李葆华目前的处境和身体状况。但是，信如何才能送到周总理的手里呢？田映萱想起解放初期她在北京筹建京棉一厂时，和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共过事。于是，她把信寄给了李昭，李昭又通过王震把信转到周总理手中。这年12月19日，周总理给安徽省当时的军管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对李葆华结束军管，尽快接回合肥。军管会负责人把电话内容扣押下来，企图敷衍过去。没想到仅过了一天，总理又来电话，追问李葆华回到合肥没有。军管会这才慌了，派车连夜把李葆华从六安接回合肥。开始，军管会把李葆华夫妇安置在省委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但看到每日去探望李葆华的人很多，就又把他们夫妇送到警卫严密的稻香楼宾馆，规定探望李葆华必须经过专案组的特批，限制外界随便和他们接触。拖到第二年6月，军管会不得不在名义上宣布“解放”李葆华。但他们顾忌李葆华在合肥的影响，又把李葆华下放到马鞍山电厂“劳动锻炼”。到马鞍山的第一天，中央就来电通知李葆华去北京开工作会议，并再三催问：“李葆华现在到底在哪里？”要派飞机到合肥接他。军管会迫不得已，只好向中央说了实话，并通知李葆华转赴南京乘专机进京开会。在北京开完中央会议，李葆华刚要离开会场，周总理拦住了他：“别走，有事和你谈。”从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他们整整谈了3个小时，周总理告诉李葆华，中央决定让他到贵州省委做领导工作，任务急迫，要立即起程。当日凌晨，李葆华登上了飞机，他对在机场遇到的安徽省的同志说：“请转告省委，中央已派我到贵州省去工作了。”就这样，李葆华在周总理的保护、关怀下，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直到从中顾委的岗位上退下来。
饱经磨难的长女李星华
父亲被杀害后，母亲赵纫兰病倒了，哥哥葆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离开家庭，流亡日本上学，全家生活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星华一人的肩上，那里她才十六岁。一家人在北京无法生活下去了，她便把母亲与弟妹送回乐亭大黑坨，住在外祖母家里。她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母亲。1931年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回到北平复学。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这时全家生活十分困难，每月就依靠经过向北京大学交涉才得到的少数父亲生前的欠薪度日，还求人卖过父亲的一本书。她自己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半工半读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每月补贴一些生活费。
父亲的牺牲和父亲生前对她的教育和影响，在她幼稚的心灵里萌下投身革命的种子。她尤其难以从记忆中抹掉的是，父亲死后，当她得到通知，替代母亲跟舅老爷周玉春和同乡李凌斗先生等到宣外下斜街长椿寺，去收殓父亲的遗体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惨遭杀害后的那种状况，使她目不忍睹。她是父亲遇害的目击者。她和妹妹在父亲身旁哭得劝扶不起来。除了眼泪，在她的胸中不能不燃烧起熊熊的复仇的烈火。
1932年春天，星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1932年初冬，由于情况的变化，她失掉了党的关系。她带着不快的心情又回到乐亭，接母亲出来安葬父亲，因为父亲的灵柩在宣外浙寺已经停放了六年，母亲常常为父亲不能安葬发愁，总是叨念着“入土为安”，不断地来信催她办这件事。浙寺的老板也每年催要停灵钱。由于母亲总是害病上不了路，一直拖延到第二年春天，她才把母亲接到了北平。1933年4月23日，她同互济会的同志一起筹划了李大钊同志的出殡。遵照党的安排，使这次出殡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斗争。安葬父亲以后只过了一个月，母亲也去世了。她又在亲友的帮助下，将母亲同父亲并排葬在一块墓地里。墓碑是由北大教授、诗人刘半农先生写的。
1935年，伟大的“一二·九”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李星华勇猛地投身于革命大潮中，参加游行队伍。这时，葆华也来到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38年，光华负伤后也来到北京。
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的李星华，只身带着孩子(丈夫贾芝已到延安)，决心投奔延安。
为了暂时谋生，她托人寻找一个当小学教员的机会，没有成功；后来在周启明先生的帮助下，才在北京大学会计科谋到一个出纳员的职业。大约有一年时间，她亲眼目睹沦陷后的北平城，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任意欺侮、惨杀中国人的种种暴行，敌人的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老百姓吃的都是配给的混合面。她的眼泪往肚里咽。光华在孔德学校上学，非常苦闷，有一次一进家气得把他的学生帽上的敌伪帽徽都扯掉了，他催姐姐赶快设法走。这一切更增强了她要尽快奔赴延安的决心。经过半年多时间，总算联系和准备好了去延安的事情，1940年初夏，她终于启程远征了。她化妆成商人家属，带着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跟一位山西老商人郭养泉先生从北平出发到了山西，然后继续前进，一路上冲破日寇、国民党、阎锡山二战区和地方土匪等等的重重封锁，终于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亲自找她谈了话。当她换上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又学唱抗战歌曲时，她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随后，她又作了一番对付国民党盘查、扣留的准备，跟一批战友一道，冲过国民党的几道封锁线，北上到达了陕北延安。这是已经是初冬时节了。从北平到延安，有时乘火车，有时骑牲口，有时雇轿车，最后去延安的一段路是乘八路军的大卡车，一路上翻山越岭，走走停停，竟走了半年多的时间。
全国解放以后，李星华从延安回到北京，此后三十年，她曾分别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1956年起，她开始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部和采录编选部负责民间故事工作。这年，她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云南采风队，到云南大理一带进行调查。同去的同志有的到高寒山区搜集民歌，有的到丽江两岸搜集民歌，她一个人带病只身留在洱源坝上，白天出去做调查，记故事，晚上回来连夜整理笔记。她记录并整理的《白旗民间故事传说集》出版以后，受到了国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好评。前不久，日本君岛久子先生把这本书译为日文，即将在日本出版。她在民研会采录编选部作为一个民间故事的责任编辑，有不少民间故事集是由她负责编辑的，而她自己所搜集的故事还没有顾上清理，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星华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一个受侮辱与损害的牺牲者。粉碎“四人帮”之后，春归人间，日暖花开，她感到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她满怀信心，打算把生活好好重新安排一下，在晚年再为革命做出点贡献。可是，双目失明使她感到与世隔绝的痛苦，加上长期患病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突然恶化了。她多次感叹地说：“要不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在她病危期间，最使她念念不忘和深感遗憾的是，她还没有写完对她父亲的回忆。她对医生说：我还有好多回忆要写。进医院以前，她因为眼睛看不见不能亲自提笔写了，而她仍然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工作。每天早上她从住室走出来，坐在外屋的沙发上，除去几乎终日不断地接待朋友来访而外，抽空就让女儿帮助把过去发表过的和没有发表过的回忆，念给她听。她一边回忆，一边口述，让女儿记录整理，或作补充。或作校正。她还准备再写两三篇回忆录，就可以集为《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赶上纪念李大钊同志九十诞辰时出版。可是，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她就进了医院，不久竟与世长辞了。
李大钊的次子、次女、三子
李大钊牺牲后，反动派限令他们全家马上返回乐亭老家。众所周知，李大钊一生不置家产，更无积蓄，因家境所迫，六个孩子只好辍学在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直到1931年，他们才返回北平复学，靠李大钊一些老友的帮助和李星华给北大刻蜡版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1933年4月23日，超纫兰带着孩子们参加了中共北方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行的公葬，葬礼后不到两个月，赵纫兰就含恨病逝了。光华、星华4兄妹成为孤儿，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苦苦挣扎在这“夜色如磐，鸡鸣不已”的古北平。
1936年日寇侵华，李光华回到老家乐亭，在中共县政府中当通讯员，宣传抗日，走上了革命道路，时年14岁。1938年，他又参加了震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1940年，李光华和姐姐李星华一起，历尽艰辛，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谈及此，李光华老人还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当时李星华在北大做临时工，为了筹集去延安的路费，向时任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求援，周作人念及同李大钊的情谊，给李星华多开了两个月的工资，解决了他们的路费。李老认为，在这件事上，周作人冒了一定的风险，做了件好事。如在李大钊被捕时收留掩护李葆华；在赵糿兰带孩子回北平时施以援助之手；在李欣华生病住院时垫付医疗费等等。周作人虽然出任伪职，大节有亏，但在对李大钊一家的情谊上，公正地说，他是恪守为友之道，尽了心力的。
李光华到延安后即进入陕北公学，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基层做革命工作，先后担任过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全国解放后，他又先后到唐山纺织厂、钢铁厂任书记、经理等职。1959年先后调中央调查部、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离休。
次女李炎华，1931年随母亲回北平，入通县师范上学，不久就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和党组织以及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只好下到河北遵化县的山区农村学校，长期任教。直至解放后才只身带着两个女儿进京，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后在北京市人事局任一般干部。“文革”中患病去世。
李大钊逝世时，李欣华才出生几个月。母亲去世时，他年仅6岁。1938年，李欣华小小年纪就和哥哥光华一起参加了冀中大暴动。暴动受到挫折后，李欣华与组织及家人失去了联系，只身飘流到大后方。1947年到解放区华北联大教数学。解放后参加教育系统的接收工作，长期在北平门头沟大峪中学任教，后任门头沟师范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仍坚持上讲台授课。1990年患肝癌去世，身后无子女。
摘自《红色后代》 程歌 编著
参考《幸福月刊》1994年第11期《李大钊的儿女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