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情

　　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临刑前在狱中所著的《多余生活》中写道：“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从这觉悟的话语中我们真切地领悟到：这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事业而英勇奋斗，大义凛然走上刑场的革命先驱在生命最后时光里，令他魂牵梦绕的，最难舍的是他的革命伴侣杨之华和女儿瞿独伊。

　　经受过瞿秋白和杨之华的高洁品格浸润的瞿独伊，在经历过几番世事沧桑之后，心地依然是那么坦荡纯净，清雅平和。即使在瞿秋白问题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年代里，她仍不怀疑她才华卓越、品质不凡的父亲对党的忠贞。她永远都为他骄傲。每当《国际歌》奏响时，她的神情里就透出一股庄严肃穆，她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父亲悲壮的形象。是的，是她的父亲第一个将这首无产阶级的正气歌亲自翻译成中文，她的父亲又正是唱着这首歌曲仪态从容地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无论何时，这首歌都会勾起她对父亲无限的温情。

　　瞿独伊虽然不是瞿秋白的亲身骨肉，但瞿秋白却给了她比血肉之亲还要多的父爱，用他的人格气质滋养了独伊。谈起她的父亲，总会让人想起那一段传为美谈的佳话。

“秋之白华”

　　“秋之白华”，这一绝妙好辞是瞿秋白和杨之华这对革命爱侣心心相印、两情归一的爱意最真切最完美的表达。这，不仅仅是两个名字的巧妙揉和，而且蕴含着这对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融成一体的真挚感情。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省萧山县一户殷实人家。她自幼性格倔强，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在校读书期间，她立志效法秋瑾救国救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作为“害群之马”开除。她不缠足，下河游泳，骑自行车……用言行向封建礼教宣战，成为轰动整个萧山县城的新女性。然而，杨之华的举动和才华却得到萧山城里的名士沈玄庐先生的赞赏。沈玄庐思想激进，常识丰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杨之华与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举行了新式婚礼。初始，夫妻感情尚好。不久，杨之华怀孕了，沈剑龙却耐不住乡村单调乏味的生活，应朋友之邀，到上海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杨之华在悲愤中生下一女孩，沈家取名晓光。刚开始，她满怀希望，冀求用一腔儿女柔情唤回堕入尘渊的丈夫。可此时的沈剑龙仍沉溺于歌舞声色，毫无回头之意。杨之华伤心至极，遂为女孩改名为“独伊”，意只生这一个，暗示她的满腹怨情。沈玄庐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亦无能为力，他感到愧对杨之华，转而支持她到上海求学。

　　1923年，杨之华一举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这时，开始了她一生的命运转折。杨之华遇上了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瞿秋白第一次给杨之华等新同学上课，就给杨之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深深折服于瞿秋白丰富的学识，敏锐的眼光，生动有趣的讲课方式。与她一起听课的有肖楚女、恽代英等老师和张琴秋、丁玲、王剑虹、孔德让等同学。王剑虹天资聪慧，酷爱诗词，很有才华，与杨之华意气相投，结成知交。在这个大家庭里，杨之华感到了温暖，找回了自信，也看到了曙光，她参加了由向警予和瞿秋白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妇女解放运动，并由他们介绍入了党。在这期间，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仅在谈到杨之华的入学问题时，瞿秋白才与杨之华进行了长谈。每次与瞿秋白交谈，杨之华都获益匪浅，感触甚多，她越来越钦佩瞿秋白的学识和为人品格。

　　瞿秋白的情感世界与他的思想境界一样丰富。此时，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久。1923年8月他与王剑虹相识、相爱，不足半年即次年1月结婚。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喜爱文学，都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使得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浪漫情趣。遗憾的是，这段甜蜜的好时光未能持续多久。结婚仅半年，王剑虹即患严重肺结核。剑虹病重，杨之华去探望时，总见到秋白坐在病人身边的写字台旁，一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剑虹，一边继续着紧张的工作，在之华心中，又添了几分对秋白的敬重。剑虹病逝后，失去爱妻的秋白十分哀伤，他曾在给丁玲的信中流露出他的心已随剑虹而去。但他一旦投入工作，哀痛即化为力量，个人的忧愁即忘之脑后，他立刻显得生机勃勃，精神抖擞，使杨之华很佩服。共同的志趣，相近的气质，使瞿秋白和杨之华这两颗经受过情感打击的心又靠拢在一起，又重生了对爱情的渴望。

　　然而，当杨之华发现瞿秋白有爱她的迹象时，她犹豫了，内心十分矛盾。想到她虽与沈剑龙感情已破裂，但婚约在身，她还不能自由地享受爱情，她也怕套在她身上的旧家庭的锁链给秋白带来更多的痛苦。她需要理清这头绪。于是她不辞而别，悄然回到了萧山。想不到瞿秋白比她更热切，毅然追踪而来，鼓励之华寻求爱的途径。

　　杨之华的哥哥杨葆青是敏感之人，很同情妹妹的处境。他与沈剑龙亦是同窗。于是他亲自出面将沈剑龙请到杨家与瞿秋白面谈。这一对情敌相见本该尴尬，却一见如故，娓娓而谈。他们谈国内形势，论诗词小说，沈剑龙由衷钦佩秋白的真知灼见，只觉相见恨晚。但他又不甘心轻易放弃之华，对自己的碌碌无为却无可奈何。

　　杨之华见沈剑龙意态不明，决然说：“作为现代女性，我要投身革命，追求人生的理想和价值。剑龙总会支持吧。”沈剑龙不得已说“鸿鹄有千里之志，剑龙已是失去理想的人，自知不配。不过，关系问题，还是从长计议吧。”见沈剑龙如此推脱，杨葆青急忙在期间圆场。沈剑龙欣赏瞿秋白的学识品格，又回请秋白到家中。沈玄庐也招待了瞿秋白，他谈到：“瞿秋白先生名闻全国，是中共杰出人才，令人钦佩。今天招待不周，深感歉意。之华是一个新女性，人品脱俗，智慧出众。我们沈家的缘分有限，剑龙是不会难为你的。”沈剑龙见瞿秋白和杨之华确已彼此相属，知己无可挽回。三人又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沈剑龙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浪荡颓废的人，社会腐烂，一无净土，只觉浮生如梦，回头又能如何!这两年我没有去找之华，因为我没有勇气，我也很内疚。我们之间人生观、理想、追求已没有剩下多少共同之处。”

　　瞿秋白见剑龙如此坦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剑龙兄，爱情如不与事业结合，则必将枯萎，请你谅解，我爱之华，我愿以我的一生支持她，保护她。但是，之华的命运还要期待剑龙兄的决定啊!”精诚所至，金石也会开。面对秋白的真诚和恳切，沈剑龙感动地说：“我与之华已经走上不同的道路，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维持下去，又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不愿再给之华以痛苦，应该还给她自由。这样也可以减轻良心对我的谴责。”

　　此情此景，谁能不为之动。千种滋味，万般感受，皆在其中。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有自责、有伤感，也有惋惜、有喜悦……经过这几天的长谈，三方终于达成妥善解决问题的协议。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上海《民国日报》连续三天刊登了三个启事；一是杨之华、沈剑龙宣布自11月18日起“正式脱离恋爱关系”启事(当时恋爱与婚姻同义)；二是宣布自11月18日起杨之华与瞿秋白“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启事；三是宣布瞿秋白、沈剑龙自11月18日起“正式结合朋友关系”的启事。这在当时的上海成为一大新闻，一时传为美谈。

沈剑龙为表达自己的诚意，特地赠送给瞿秋白自己的6寸半身照片。照片上的沈剑龙剃着光头，身穿袈裟，手捧鲜花，旁题“鲜花献佛”，以示他视杨之华为鲜花，他以高洁献佛之心成全这一对才子佳人，并流露出他的一片忏悔之意。这帧照片，一直为瞿秋白和杨之华珍藏着。

瞿秋白亲自刻了一枚精美的图章，上书“秋之白华”，表达二人身心融合的真挚情意，其乐融融，其情无间。在以后的岁月中，瞿秋白和杨之华患难与共，在革命的熔炉中两人的感情结合得更为紧密。无论是在瞿秋白受国民党通辑的年代里，还是在瞿秋白因党内斗争激烈而心情郁闷的日子里，杨之华都与之共饮甘露、共渡恶水，尽力用她那颗女性温婉的心去抚平秋白的创伤。瞿秋白也很关心杨之华，她支持她的事业，平时他最喜欢看见杨之华穿着工装出去参加工人运动。每次两人不得不分别时，总要互赠一大堆互相勉励的深情话语。秋白不幸牺牲后，杨之华一直在心里默默怀念着他。她不肯再结婚，因为她觉得世上没有比秋白对她更好的人。

艰难的团聚

　　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后，搬到上海闸北顺泰山里12号，与住在11号的茅盾为邻。两家过从甚密。然而，尽管两人婚后彼此尊重，相爱至深，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却消除不了之华内心的隐痛，她十分思念她唯一的女儿—独伊，她不知道她年仅三四岁的宝贝女儿生活得幸福快乐与否。原来她虽与沈剑龙和平离异，但沈家终究不能轻易解开这段感情纠葛，不能轻松地承受儿媳舍家再婚招来的世俗偏见。沈家既为维护面子，也为让之华的自由婚姻付出代价，把孩子作为沈家的后代留了下来，并不许杨之华来看女儿。但毕竟母女连心，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从一出生起，一股无形的纽带就已经将她们生生相连。之华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女儿，经常从失去女儿的恶梦中醒来。瞿秋白十分理解杨之华这份相思苦。1925年春天，他帮助杨之华安排时间，回家去看望女儿。

　　那天到沈家时，已时暮色黄昏，天将黑尽。杨之华见到过去的公公沈玄庐，刚一说明来意，一向通情达理的沈玄庐突然沉下脸来，冷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说罢拂袖而去。没料到受到如此难堪，失望之极，杨之华只好强忍着眼泪独自离去。这时，恰好遇见沈玄庐的大姨太太，过去她与之华关系很好，非常同情杨之华。大姨太太设法避过人的耳目，悄悄将之华带到孩子独自玩耍的房间，在暗淡的光照下，杨之华看见她的小独伊正默默地独自摆弄着玩具，一股悠悠的酸楚陡然涌上心头。她轻轻走上前蹲下身去搂着孩子，吻孩子的小脸，眼里溢满了泪水。她连声说道：“妈妈来看你来了，孩子。”年仅四岁的小独伊不懂事，她打量了之华一番，记起平日家里教她的话，愣愣地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接着，又拿手上的玩具给之华看：“这是妈妈买来的。”

　　望着孩子天真的小脸，之华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短暂的分别竟已磨去了母女的亲情，孩子无邪的心中已模糊了母亲的印象。杨之华流着泪哽咽道：“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呀!”“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娇弱的女儿心头竟已蒙上父母离异的阴影，杨之华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她紧紧搂着孩子，吻着，抚摸着，然后依依不舍地走了，孩子只是张着大眼好奇地看着她离去。

　　萧山之行，不但没有淡化之华对女儿的思念，反而加深了之华的痛苦。她担心这种母女的长期分离将夺去她母爱的权利，她怕失去她唯一的女儿。回到上海，杨之华神色黯然，终日心神不定，她决心要让孩子生活在自己身边，她要自己承担起养育女儿的责任，她不能让孩子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成长。一想到这些，之华心中更不能平静，更不能停止对女儿的思念。瞿秋白虽然没有过亲生儿女，但他那颗丰富敏感的心使他理解之华这份母女情。更何况他爱之华，他不忍心看见之华被这种思念所苦。他说，他一定爱她的孩子，一定会比孩子的生父更负责任地培养女儿，教育女儿。于是，他陪杨之华一起回到萧山杨家，准备设法把孩子从沈家带出来。

　　已是半夜，瞿秋白和杨之华站在一座小山上焦急地等等着。终于，远处出现了几个身影，大姨太太和保姆带着孩子从沈家偷着向他们走来。杨之华此刻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她飞奔过去，紧紧抱住孩子，孩子也亲热地搂着她。就在母女俩沉浸在相聚的幸福时刻，沈家闻着风声，已派两个大汉追来，恶狠狠地把孩子夺了过去。小独伊大声哭喊着妈妈，之华柔肠寸断。母女俩再次被无情地分开。瞿秋白目睹这骨肉分离的惨景，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也难受地流下了眼泪。他恨不得将他满腔的爱都倾注在这个不幸的孩子身上。

　　这之后，杨家与沈家进行了多次交涉。直到1927年，杨之华和母亲设法将孩子接到她家去玩，寻机将孩子秘密送到上海，母女才得以团聚，小独伊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和父爱。

化不开的浓情

　　杨之华很爱瞿秋白，也很尊重瞿秋白，她深信瞿秋白会给小独伊比常人还要多的爱。她不让女儿简单地叫瞿秋白“爸爸”，而一定要女儿喊他“好爸爸”。

　　瞿秋白的确是个“好爸爸”。虽然他和小独伊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却用他全部的爱心，用他的人格气质哺育着独伊这颗幼苗，他和独伊虽无血缘之亲，但他们精神上的联系却支撑着独伊熬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岁月，短暂的相处带给独伊无尽回味，使独伊永远感念于他这份浓浓的爱意。

　　1928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全家先后到了莫斯科。那年独伊已7岁。周恩来、邓颖超等都参加了大会。周恩来留了胡子，独伊则常常俏皮地叫他“胡子爸爸”。这期间，罗亦农烈士的夫人李文宜，王明的妻子孟庆树等都常常教独伊唱歌跳舞。小独伊非常活泼大方，聪明可爱，她常常为大家唱歌跳舞。沈泽民的夫人张琴秋带小独伊去逛大街，还给她买了一把她很喜欢的小剪刀。

　　在“六大”休会期间，瞿秋白、杨之华常带小独伊到野外去玩，为独伊采集各种各样的花，拿回来夹在书中做标本，给孩子传授很多知识。秋白很爱领着独伊在草地上来回散步。唱歌给她听，和独伊一起做游戏，草坪上经常传来父女俩愉快的笑声。和独伊在一起，瞿秋白总显出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后来独伊说，世界上最慈爱的人就是父亲瞿秋白，和“好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六大”以后，瞿秋白担任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杨之华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由于父母工作忙，就把独伊送到莫斯科一家孤儿院。不久，孩子生病了，瞿秋白想法把孩子转到一个乡下疗养地“森林学校”。这里的条件好多了，但由于距离较远，父母工作又忙，来看独伊的次数更少了。可每次来，秋白总是给孩子带来她最爱吃的奶渣，总给独伊带来许多温暖和欢乐。

　　有一次，莫斯科下了大雪，秋白与之华带着独伊出去滑雪，瞿秋白一边滑，一边高声唱歌，大声说笑，逗得母女俩很开心。秋白不能来看孩子时，就常写信给独伊，保持着父女间的联系，在信中竭力排遣孩子的忧愁和孤寂，传递他深沉的父爱。森林学校为了讲卫生，男女学生一律剃光头，小独伊很不高兴。瞿秋白在信中开玩笑说：“小独伊成了小和尚了，你看好爸爸也剃光头了。”还常配一些小漫画，开解小独伊。瞿秋白还为独伊写过一首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

　　但是有一天，杨之华来看小独伊时悲伤地说：“好爸爸再也不能来看你了，他失踪了。”小独伊听了，心里说不出的失望与惆怅。原来因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取道欧洲秘密回国工作。不料这次分别竟成父女俩的永别。1930年8月，独伊收到一封从柏林寄来的信和一张含义深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束美丽的“毋忘我”，下角写着独伊，背面用俄文写道：“送给独伊，妈妈。1930年8月1日克里米亚。”但独伊看得出，俄文、中文均是父亲的笔迹。简短的文字包藏着深深的父爱。后来听说，父亲临去苏区前，十分惦念她，喃喃自语道：“独伊怎样了？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

　　后来，独伊转到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儿童院座落在莫斯科郊外的一片树林里，象座美丽的大花园，是用苏联人民交纳的红色救济会费办起来的。当时大约有六七十个来自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日本、中国的儿童在这里生活，大多是各国革命者的后代，因父母在国内从事地下工作，无瑕照顾他们而送来的。中国孩子其中有苏北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茅盾的侄女张玛娅，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

　　父母走后，独伊很少得到他们的消息。直到1935年的一天，独伊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时，她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她，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独伊看。她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原来《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四寸大小的瞿秋白半身照片。一直想念着好爸爸的独伊惊呆了。如雷轰天，顿时失声痛哭起来，并晕倒在地……她想不通，为什么她最亲爱的好爸爸竟会已不在人世了，她还有那么多话要跟他说，她还想看见好爸爸为她进步露出笑脸……没来得及的太多了，她的好爸爸已经永远在独伊的生活中消逝了。当时，她不知道，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许多人为营救她的好爸爸而到处奔走，但无济于事。为失去瞿秋白而悲伤的人还很多。

难熬的岁月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于1935年8月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她转道欧洲赶到莫斯科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代表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并向她表示崇高的敬意。会后，当杨之华再次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女儿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

　　会议结束后，杨之华留任莫斯科国际儿童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失去了秋白，她唯一的亲人只有独伊了。她把独伊接出儿童院与她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相对无眠时，之华翻看着秋白的遗作和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眼前就模糊了，泪珠不停往下掉。此时的独伊已是14岁的小大人了，她虽然也为失去亲人而难过，但她也担心母亲伤心过度而损害身体。每逢此刻，独伊就安慰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于是她一口气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母女俩住在一起的好景不长。不久，杨之华再度遭到了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职务被撤了，组织生活停止了，还不让她与独伊见面，相依为命的母女又再次被拆散。1938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为杨之华平反后，母女俩才再次得以团聚。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通知中国同志陆续回国。9日，瞿独伊随母亲等人回国。因回延安的路被切断，故暂住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八路军办事处。

　　1942年秋，新疆的地方军阀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当时苏德战争的形势，撕掉了亲苏亲共的假面具而投靠国民党，把我党在新疆的干部和有关人员共150多人软禁起来，还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

　　1945年春，蒋经国来到监狱“视察”。三位烈士的妻子问他要亲人，大家都责问他。蒋经国一时很窘迫，想借在苏联时认识的杨之华来转移话题，问道：“杨之华现在哪里？”杨之华义正词严地答道：“我就在这里!你不要回避问题，必须答复，这三位同志哪里去了？我们要见他们!”蒋经国无以作答，转身悻悻而去。

　　父亲的光辉榜样，革命者的英勇气慨，使瞿独伊变得坚强起来。在两次审讯中，她也像妈妈那样，勇敢地驳斥敌人，还向监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瞿独伊后来曾回忆：“近四年的监狱生活是我革命生涯中的重要阶段，也是难以忘却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阶级的爱憎观得到了新的提高。”

　　“由于久居苏联，回国时中文程度很差，我的中文基本上是在新疆坐牢时补习的。”监狱生活，虽然困苦，独伊收获却颇丰。在新疆期间，独伊还播种了爱情，她与李何结了婚。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新疆监狱党组织秘密送给中央的“政治犯”名单，要求蒋介石释放这批“政治犯”。周恩来亲自与张治中进行了多次谈判。最后，蒋介石被迫同意放人。在此之前，为了鼓励狱中的同志坚持斗争到底，周恩来委托当时任迪化市长屈武面告杨之华。由于新疆警务处长拒绝让他与杨之华见面，屈武转而面见瞿独伊，通过她才把消息带入狱中。果然，不久，张治中调任新疆省主席，受周恩来之托，以私人会见的方式嘱咐杨之华等作好准备，早些上路，以防形势有变。1946年7月，瞿独伊和母亲等人终于到达陕北，受到毛主席等人的亲切欢迎。在延安，瞿独伊入了党。

异国情结

　　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和杨之华就结识了鲍罗廷夫妇。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在苏联工作期间，常和之华一起带着独伊去鲍罗廷夫妇家作客。瞿秋白让独伊称呼他们为“爷爷、奶奶。”

　　1930年，独伊的父母回国前，曾拜托鲍罗廷夫妇多多关照独伊。记得独伊出发前夕，独伊突然发高烧，而瞿秋白和杨之华正忙于交接工作和整理行装，鲍罗廷夫人及其儿子诺尔曼主动将独伊送进医院治疗。瞿秋白就这样带着对女儿的担忧和思念永远地走了。

　　这以后，独伊平时在儿童院学习，生活，每逢假期就住在鲍罗廷家里。鲍罗廷夫妇的家是独伊成长岁月中又一个温暖、快活的家。1946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去延安时，杨之华亲手做了一件丝绸衬衫，独伊做了两块手巾托斯特朗捎给鲍罗廷夫妇。

　　解放初期，独伊和李何被派往莫斯科从事新闻工作。当时听说鲍罗廷已于1949年疑为“美国特务”而被捕。独伊十分惦念他们，却无法与之会面。有一次，独伊忽然与鲍罗廷夫人在街上相逢。这位慈祥和蔼的夫人已经明显地衰老憔悴了，她悲凉的目光在独伊的身上停留了片刻就扭头走开了。独伊呆立在路边，半天没反应过来，很想追上去与老夫人叙一叙，当时的处境却不许可，只得眼睁睁看着老人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独伊好一阵心酸。

　　1956年夏，瞿独伊陪母亲随团访问莫斯科，得知苏联已为逝世的鲍罗廷恢复了名誉。她们与鲍夫人重逢时，相互紧紧地拥抱，泪水长流。1957年1月，周总理访问苏联，独伊任翻译。她又去看望鲍夫人时，鲍夫人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纪念品给她看，里面有她和母亲当年托斯特朗赠送给鲍罗廷夫妇的礼物。鲍罗廷夫妇对独伊的一片情深， 是独伊今生又一个斩不断的情结。

洗尽铅华

1946年，内战爆发后，杨之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工作，独伊与李何分到新华社工作，住在清凉山。在战争年代里，他们俩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各地，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1949年10月1日，在这个全国人民难忘的日子，独伊随以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她又见到了毛主席，亲耳听到他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从她心底油然升起，她激动得热泪盈眶，这里面有无数先烈的心血，也包括她亲爱的父亲的生命。

　　观礼结束，廖承志要她在广播电台用俄语播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她所做的最光荣的工作。1957年从苏联回国后，瞿独伊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建国后，杨之华和瞿独伊仍怀念着瞿秋白，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迎回了北京，1955年隆重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总理亲笔题写墓碑：“瞿秋白之墓”。

　　1964年是瞿独伊一生经历最痛苦，精神打击最大的一年。在半年时间里，独伊的爱人和儿子皆因患不治之症相继去世。她一下子因极度悲痛而病倒了。接连失去亲人，她的妈妈杨之华虽也万分悲伤，但仍坚毅地挺起胸膛，鼓励独伊节哀自重，振奋精神。母女俩又相依相伴着度日。

　　十年动乱伊始，杨之华即被隔离，接着关进监狱。家被抄，瞿独伊和女儿及表妹被赶出家门。相继独伊也被隔离受审。瞿秋白也受到挖坟抛骨的凌辱。

　　1973年1月，独伊的表妹和独伊的女儿方获准去探望独伊的母亲。此时，杨之华已身患骨癌，到了9月，独伊才被允许探望母亲。当她见到瘫痪在床的母亲时，心都要碎了，但她强忍着泪水，为母亲梳头、洗澡、洗脚。临别了，骨瘦如柴的杨之华神态还很清醒，还巴望着多和女儿谈谈。独伊要求护理病重的母亲，专案组不同意，仅允许10天探望一次。10月17日那天，突然提早了几天通知她立即去探望。她料想不妙，果然，母亲已奄奄一息。眼看着人之将亡，专案组才同意将她母亲转到北大医院抢救。但此时杨之华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隔了两天，母亲也愤然长逝。

粉碎“四人帮”后，瞿秋白和杨之华终于得到了平反。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到1982年离休。如今，“秋之白华”的女儿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她精神矍铄，和气通达，一双深邃的眼睛仍流露出聪颖。离开了工作岗位的独伊，生活很充实，平时她学画画、学钢琴、不亦乐乎，她参加中直机关的交谊舞比赛还曾夺得个人一等奖。她的女儿和女婿，外孙女均远在美国，时常来信问候老人。她一个人的生活依然有滋有味。

拂去阴霾的天空是那么清明透澈、清逸雅洁，瞿独伊的心中亦然如此。她记得父亲瞿秋和的那句词：“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放。”

　　　　　　　　　　本文摘自《红色后代》程歌编著1996年2月

　　　　　　　　　　　　参考资料：《瞿秋白之女-瞿独伊》杨晓冬

　　　　　　　　　　　　《瞿秋白与杨之华》葛昆龙《上海滩》92.8

　　　　　　　　　　　　《两只孤燕比翼飞》冒炘

　　　　　　　　　　　　《瞿秋白 杨之华》文摘周报96.6.19

　　　　　　　　　　　　《一寸心当万斛愁》

　　　　　　　　　　　　《血脉总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