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囚犯

1925年农历11月18日，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海陆丰县，原名彭保禄。在他刚满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彭湃和母亲蔡素屏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小小年纪的彭士禄还没有体会到父爱母爱的温暖，就成了一名孤儿。

　　彭士禄的奶妈收养了他，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冒着杀头的危险，悄悄将小士禄带回了自己的家乡。敌人听说彭湃的儿子还活着，便派出爪牙四下打探，到处搜捕，他们要斩草除根。奶妈象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悉心照顾着年仅四岁的小士禄，并再三叮嘱他千万不要承认自己是彭湃的儿子。有时，敌人搜捕的风声紧了，奶妈就将小士禄四处转移。潮安、金砂乡一带的贫苦农民为了保护烈士遗孤，冒着危险，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他，年幼的士禄记不清他曾经住过多少家，吃百家的饭，穿百家的衣，姓各家姓，有多少庄户汉认他为子。不谙世事的小士禄没有其他孩子童年的欢笑，他的童年是在东躲西藏的恐惧之中度过的，年少的他过早地品味到生活的艰辛。

1930年，党组织终于找到了彭士禄，根据中央指示，等待时机将他送到中央苏区瑞金。在潮安的几个月中，不管将他送到谁家，他就自然成了谁家的孩子，就管人家叫“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在潮安一带，小士禄就“认”了20多位“爸爸”、“妈妈”。

1933年夏天，组织上派人接走了小士禄，他终于踏上了去苏区的征途。不幸的是，当船行至潮安留隍时，被国民党兵拦住，并发现了船舱夹缝中的介绍信。匪兵想从年幼的彭士禄口中掏得实情，便拿出饼干哄骗他说：“只要你说出船上的人是干什么的，就给你吃。”小士禄边哭边说：“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们。”国民党兵看从他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就释放了他。而组织上派去接彭士禄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

　　去苏区未成，彭士禄只好又被带回了金砂乡，住到了一户叫陈永俊的农民家中，并认陈永俊的母亲潘舜贞为“姑妈”。陈家很苦，八岁的彭士禄每天跟着“姐姐”学绣花、赶鹅、砍柴。潘舜贞十分疼爱小士禄，每当有什么好吃的，她总是不让自己的女儿吃，而是留给小士禄吃。

  　一天清晨，陈家被一伙国民党兵包围了，他们抓走了彭士禄，并认出了他就是被通辑的彭湃的儿子彭士禄。随即将他押往潮安监狱，八岁的小士禄成了牢中的娃娃囚犯。

　　在潮安监狱的生活很苦，掺沙子的饭都不给吃饱，病饿而亡的人很多，人死了就被推进大海。在这时，彭士禄认识了许多红军战士。当牢里的难友们得知这个小囚犯就是彭湃的儿子时，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有好吃的给小士禄一口，看见小士禄衣衫褴褛，大家又捐上10元钱，给他做了一件蓝格上衣和一条红格布裤。并悄悄给他讲关于他父亲、关于红军的故事，年少的小士禄虽然已经记不清父亲的形象，但他却在“叔叔”们的讲述中认识了他的父亲，他渐渐体会到他的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有那么多陌生人都敬重他、怀念他。半年之后，小士禄被转出潮安监狱。国民党将他和其他的“红小鬼”又关进了汕头警备司令部。当时，国民党在《南山剿匪记》和《广州民国日报》都大幅刊登小士禄被捕的照片，并在醒目位置注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等文字，大肆宣扬“国军”的“胜利”。

　　过了几个月，彭士禄和其他难友被押送到广州“感化院”。每天，女教员给这些“红小鬼”们讲三民主义，讲“赤匪”的危害。每周一清早，“感化院”就督促这些孩子们背诵《总理遗嘱》(孙中山遗嘱)，想从这些孩子们的思想里清除“红色中国”的影响。

　　一年后，小士禄和他的战友们被释放了，船到汕头港口，国民党兵把他们往岸上一赶就不管了。他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彭士禄的心中充满着喜悦，可又往哪去呢？举目无亲，弱小无依，小士禄凭着对汕头的模糊记忆，寻路走回了金砂乡，他渴望能见到那些曾保护他的“爸爸”、“妈妈”们。可金砂乡早已物是人非，“爸爸”、“妈妈”不是被捕就是远走他乡。一位姓蔡的石匠见状便收养了他。每天清晨，小士禄都上山砍柴草，光着脚板磨得脚板皮很硬很厚。1936年夏，彭士禄又被国民党兵抓起来投进了监狱。

“二进宫”的彭士禄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被关进了监狱。有一天，他被押上公堂，却意外发现堂心坐着的一位老太婆竟然是他的祖母。原来，敌人在报上登了小士禄被捕的照片和消息后，在香港的祖母找到爱国人士陈卓凡先生，希望他通过关系释放小士禄。但放人需要法律手续。公堂上法官指着祖母问小士禄：“她是不是你的祖母？”历经过千难万险的小士禄虽然知道面前的就是他的祖母，却不敢相认。年长的祖母泪流满面，对堂上的法官说：“我有根据，我孙子右脚心有个血痣，一压便白，一松又恢复血痕。”众人立即围上去观看，果真如此。

祖母将小士禄从牢里救了出来，带回了香港，两次牢狱的生活，给少年彭士禄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参加革命

1939年初，祖母回海丰时把彭士禄送到著名爱国人士彭泽民家中居住。这时，党组织为了安全起见，将他的名字由保禄改为士禄。彭先生家境优越，非常关心小士禄的学习和生活。可在彭士禄的心中，却压着一股报仇的火焰，他渴望象他的父亲一样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同年仲夏，彭士禄和他的叔伯兄弟彭科偷偷爬上了去深圳的轮船，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惠阳的坪山，并加入了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成为了游击队中的小队员。没多久，彭士禄染上了严重的疟疾，党组织找到病中的他，并将他送到香港，一边治病，一边学习文化。半年后，党组织决定送彭士禄去延安。到桂林后，彭士禄和十几个烈士遗孤、亲属一起，由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带队，到达了重庆。

在重庆，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见到他，抚摸着他的头慈祥的说：“孩子，到了延安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要好好学习，努力参加革命斗争。”1940年底，彭士禄一行终于抵达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他被送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后又被分配到“青干”的儿童剧团学习和工作。1941年秋，“青干”“陕公”和“女大”合并为延安大学，彭士禄被安排在“延大”中学部学习。第二年彭士禄来到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他先后在内科、儿科、外科、妇科、传染科工作，其主要工作是为病人倒屎倒尿，洗衣被，他忘我工作甚至连星期天也主动加班，在中央医院一年多的时间里，彭士禄被评为模范护士。

1943年8月，彭士禄又回到“延大”中学部学习。由于他的基础很差，听起课来时常感到吃力，但彭士禄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并没有妥协退后。他埋头学习，慢慢进入了物理、化学和数学谜一般的世界。

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分工不同，捧起书本的士禄懂得学知识同扛枪杆是一样重要的工作。1945年，进入“延大”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学习的彭士禄变得成熟了。他仍然是一个寡言、腼腆、乐于干活，喜好书本的人。做为模范学生和劳动模范，彭士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1945年深秋，延安自然科学院由恽子强副院长带队从延安出发，计划经张家口向东北前进。途中，时局发生了变化，晋察冀解放区司令员聂荣臻请示中央后，将他们留在张家口，与张家口工业学校合并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次年，彭士禄分配到宣化炼焦厂工作。1949年6月，党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不巧的是当他赶到大连时飞机已经飞走了，不久，组织上送他到大连工学院学习。1951年7月，彭士禄来到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在苏联的七年时间里，彭士禄和他的同学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学好本领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每个中国学子都牢记着周总理对他们的谆谆的叮嘱：我们老一代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需要你们用自己的智慧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你们要刻苦学习……他们白天学习、工作，晚上整理学习资料，没有一天是在晚上十二点以前睡觉的。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1956年他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获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

此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敏锐意识到核工业对于未来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正在访问苏联的陈赓将军把正准备回国的彭士禄和其他几名学生送进莫斯科动力学院，改行去修原子能动力专业。1958年4月，彭士禄学成回国，从而拉开了他几十年“核动力”生涯的序幕。

彭拍板

　　1958年6月，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了一份呈送中央的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说：“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很快，彭士禄和赵仁恺等人，在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秘密地开展了中国核潜艇的科研和设计工作。1960年4月，二机部和海军联合攻关，核潜艇动力堆由原子能所承担研制，该工程代号为“09”。科研人员在完成第一个船用动力堆的初步设计方案后，开展了对“09”工程主要材料、燃料、二氧化铀、压力壳钢、锆—2合金不锈铜等幅照行为的研究。这些工作的开展，为核潜艇动力堆的设计、制造和运行，提供了试验基础。

正当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满怀信心全力以赴研制核潜艇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尚处在起步阶段的核潜艇动力研究陷入了困境，计划没有了，图纸没有了，专家没有了。加上三年的自然灾害，年轻贫穷的新中国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和核潜艇双重重压。经全面权衡，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只保留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继续从事核潜艇的理论研究和实验。

研究室的50多人中，除五六人学过核动力专业外，其它人都是刚刚改行的外行，每人每月只有5元钱的行政经费，许多人在忍饥挨饿中变得浮肿。

可是，中国的核动力实验不能停。为了使这50多人都能成为“核专家”，原子能所党委提出“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并组织彭士禄、韩铎、蒋宾森等人为全所的同志系统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一步步带出了许多我们自己的“核专家”。

60年代中期的中国，科研设施极为落后，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就靠着原始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验证了几十万个数据。有时为了证实一个计算公式的正确性。他们埋进实验室一干就是好几天。

彭士禄常常告诫自己：“研制中国的核潜艇，中国人只能走自己的路。”对于国外的资料和实验数据，他们都想方设法地逐个验算、校核、修正，直到确定准确无误为止。一次，在确定堆反应压力的试验时，他们发现苏联200个大气压的权威数据存在偏差。一些同志认为，苏联人的数据已进入了实际运用阶段，我们还是照搬保险一些。而彭士禄不这样想，他认为科学没有权威，正确与否只能靠实践证明。经过多次验算，从而否定了苏联人的“权威”数据，提出苏联的“孤立的最佳值法”和“电能标价最低值法”很难在实际中运用。彭士禄从热效率和元件的安全考虑，提出了新的最佳值—140个大气压。后来，苏联投入使用的“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使用不久便不得不把反应堆的工作压力从200降到130个大气压。

在实验中，彭士禄尊重科学，敢于突破。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险，还有什么创新呢？”为此，他得了个雅号：“彭拍板”。

悠悠“核潜”情

就在彭士禄要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彭士禄顶住外界的干扰，继续进行核潜艇的研制。正当他忘我工作的时候，得知96岁的祖母，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六个儿子、儿媳的老人竟被林彪和“四人帮”投入监狱，诬蔑她是“地主婆”、“黑帮”、“慈禧太后”；而同彭士禄一起投奔东江抗日纵队的堂弟彭科的人头被造反派砍下来悬在海丰城“示众”三天!听到这个消息，彭士禄的心头如刀绞一般，在他的心中，无时无刻不挂念慈爱的祖母，但是却只能把悲痛埋在心底。

痛苦没有将彭士禄压垮，他相信党、相信他们从事的事业，他相信历史会证明一切，他相信乌云之后终见太阳。周恩来关心着他，叶帅、聂帅也惦记着他。在一次中央专委的会议上，周恩来特意握着彭士禄的手大声地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总理的话象一股暖流滋润着彭士禄的心田，总理想念他，老帅们都想念他，彭士禄的眼眶湿润了。有了总理的支持，彭士禄搞核潜的干劲更大了。

1970年7月17日18时，我国核潜艇陆上反应堆开始升温、升压。彭士禄望着无数红红绿绿有节奏闪烁的信号灯，看着仪表、仪器指针不停地颤跳，他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在他的头脑中，对实验程序一遍遍反复思考，什么地方让他放不下心？什么时候易出故障？彭士禄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仪表的一举一动，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项数据。与此同时，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正通宵达旦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关注着试验的进展情况。

7月26日，核动力装置由自身的发电机供电，这标志着我国核动力发电的成功，在场的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真正看到原子能发电了。”蒸汽管道中灼热的气流在高速流转，离合器宽大的轮盘在摇摆中高速转动，越转越快……

“成功了!成功了!”人们在尽情欢呼，彭士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沉重的眼帘垂了下来，头靠在椅背心，颤抖的手费力地摸出一包烟，颤抖地点上火，一口气把烟吸了半截，然后慢慢吐了出去……

核动力发电的成功意味着核潜艇的研制迈出了重要一步，彭士禄的心中又在盘算着如何将核动力搬上艇，让中国的核潜艇能够在宽广的海洋中航行。

1971年6月25日，周总理、聂帅、叶帅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在审查核潜艇的出航计划后，周总理明确指示：“核动力潜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项目，我们第一次搞，要多花时间进行充分试验以取得经验。”周总理又对试航计划作了周密的部署：“实航试验要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码头试验，第二阶段在水面航行试验，第三个阶段可以作潜水试验，第四阶段才可以进行深潜试验。每一个试验前都必须向海军和中央军委写出报告，经批准后再进行。”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彭士禄他们进行了核潜艇试航的最后准备工作。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凝聚着彭士禄全部心血，年过半百的彭士禄坚决要求随艇出海试航，他知道肩上的重担，也知道此行的危险，他对上级说：“我是总设计师，新中国第一次核潜艇试航，我当然得去。”

临行前，他对妻子说：“放心，这次定能成功，我有把握，有信心。万一我喂了王八你们也别哭—值！”

1971年7月1日，我国核潜艇第一次实现了核能发电。8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驶向蓝色的大海。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1982年10月，由彭士禄和另一位传奇人物黄纬禄联手研制的导弹核潜艇获得成功。它标志着我国海军战略防御能力已经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修建核电站

核动力不仅用于军事，更普遍的是民用—核电站。还在70年代初上海核工院就开始从事核电站的方案设计。当彭士禄出差到上海听说搞的是熔盐堆方案时，他和一些科技人员考虑到这种方案不易维修，他否定该方案并建议采用压水堆方案。他又亲自率员50多人赴上海与该院同志们一起计算了30万千瓦压水堆的主参数和进行设备选型。1974年周总理在百忙中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上海关于核电站的汇报。当周总理问到核废料如何处理时，彭士禄说：“废水经处理后大部分收回，剩下一部分用水泥固化后放在山洞里。”周总理不仅关心核潜艇，还关心核电站，彭士禄从总理的教育和启发中，得到了巨大动力。

1983年初，彭士禄被任命担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的总指挥。他在不到15平方米的蛇口招商局的房间里，早晨吃方便面，或者和胡秘书等一起吃胡秘书用电饭煲煮的面条，中午吃胡秘书买来的快餐盒饭，埋头在桌上亲自计算了100多个大亚湾核电站的主参数。这些数据与后来外商所提供的数据相比极为相近，做到了我方心中有数。他又进行了经济计算，分析了它的投资经济效益，提出了进度、质量、投资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和措施。通过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地计算，他明确提出了工程进度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提出了核电站时间价值的重要性。所以他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效益”。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快马加鞭地干，在两年内就完成了修路、修建淡水库、征地移民、施工用电、通讯、破土动工等工作，并组织与外商进行各种技术经济谈判。香港中电公司港核投的董事长石威廉先生在一次与我国国家领导人会见时说：与中国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经济都懂。的确，彭士禄为了核电建设，为了中方利益有时与外商、与石威廉先生吵得面红耳赤。但吵过之后又是好朋友。十年之后，当石威廉先生完成核电建设任务，即将告老还乡回英国之前，专程到北京与有关人员辞别。他对彭士禄和他的家人们说：“Poul(彭士禄英文称呼)真是一个正直、善良、坦率、真诚的大好人、大专家。我非常钦佩他。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和他合作。”

1988年后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他又仔细地计算了60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技术、经济数据，编制的“一级进度表”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极大赞赏。为了筹集资金他与国务院电力办公室主任陈增庆等同志一起，在一周内跑了三省一市……

彭士禄是开垦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垦荒牛，从潜艇核动力，到秦山一期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到秦山二期核电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垦荒。他属牛，他的性格也确实像一头牛，所以有位核电站的炊事员送给他一尊“垦荒牛”塑像。他的责任感极强，勤奋、努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那坚强的毅力和耐力使他能克服重重难关，直到最后胜利。他一大缺点是欠缺通融性，可以说不谙世事，不善关系，我行我素。由于长期全神贯注在核动力上，别的问题就想的很少，甚至忽略生活和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常识。这大概就是一些人常说的“科技人才性格古怪”吧。

八十年代初，彭士禄被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称号，成为了我国卓越的核动力专家，新中国核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如今，彭士禄虽然已年迈古稀，但他那颗“裂变”着的心，仍然象发着满功率运行的核动力堆那样燃烧着、沸腾着，在中国核工业发展的丰碑上，彭士禄永远是一个闪光的名字。

                    摘自《红色后代》 程歌编著1996年2月

　　　　　　　　　　　　参考资料：《传记文学》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