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瑞生从小学到大学叫林秉苏，是林柏渠的儿子，现改名邓瑞生，成了邓子恢的儿子，历史，开了一个有趣的玩笑。

　　邓瑞生，他的确跟林老当过儿子，用他的话说至今依然是。可他又确确实实是邓老的亲生子，对此，他确信不疑。如今虽已花甲之年，可童年那段珍贵的记忆依然完整无缺的保存在脑海里。

红军留下的孩子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前，党中央为了不影响大部队的行动，决定留下孩子。邓子恢的爱人黄秀香刚生下儿子，交给林伯渠的夫人范乐春托人抚养。范乐春也有一个刚出生半月的男婴。范乐春把这两个婴儿包好背起来，深夜骑着战马从瑞金赶到会昌，找到堂兄范美宏、郭发仔夫妇，托付他俩一定要把孩子养大成人。后来，黄秀香壮烈牺牲，范乐春也患肺病逝世，两个儿子下落不明……

　　范美宏夫妇难以养活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出于无奈，养母只好将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人抱养。两个孩子一大一小，一强一弱，养母怜爱弱小的生命，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取名范宜德。大的孩子送给无儿无女的赖兆枝和满姑夫妇，取名赖平亚。

　　平亚5岁时，上山去放羊，摔坏了一条腿，养父母心急如焚，想方设法为儿子治病。到头来伤腿治好了，走起路来有点跛脚。九岁那年，养父母把范宜德领进学堂。那时，他记事了。学费是一担谷子，养父当时做米粉生意，每天起早贪黑，沿街叫卖，不辞辛苦地养家糊口，一担谷子是全家人半年的口粮啊！“这孩子聪明，咱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学。”养母不识字，全家人节衣缩食却花大价钱把他送进学堂。11岁那年，养父病逝。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养母的肩上。顶梁柱折了，经济来源断了，养母实在无力供他上学，就此断了学业。总得给孩子找个出路。后来，养母托人把他送进一家鞋厂学艺。11岁的他从此当了童工。

　　“当童工那阵子很苦。”邓瑞生回忆说。“每天早上5点起床，起床后先给老板娘倒尿盆，涮马桶，然后上山挑水，从早到晚不停地挑。我人长得瘦小单薄，挑一担水很吃力，有一次，又累又饿，晕倒了从山上滚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当时，童工很多，睡通铺。冬天几个人合盖一床破棉被，冻得睡不着觉；夏天，蚊子成群结队轮番袭击，咬得浑身是大包。当了几年童工，干了几年杂活，压根没学到手艺。”

直到会昌解放的那一天，阿妈才告诉宜德：“你是红军的儿子”。

错认亲子

　　1949年农历8月，15岁的范宜德、赖平亚被送到武汉。邓子恢、陈兰热情地把两个孩子迎进客厅。邓子恢仔细地端详着，问道：“这两个孩子哪个姓邓……”。范美宏的侄儿用手指着说：“首长，这个赖平亚是你的儿子，范宜德是林伯渠首长的儿子。”当晚，邓子恢电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说已经找到范乐春留在会昌的儿子。林伯渠一听此讯，大为高兴。当时陈兰觉察宜德长得相似邓老，提议先化验血型，弄清真象。邓子恢这位无私的共产党人，出于博大的胸怀，不愿将腿有残疾的赖亚平送给林伯渠，劝阻了陈兰。将赖平亚更名为邓苏生。

　　1950年，范宜德被送到了北京。林伯渠和夫人朱明看到宜德长得十分精干，内心颇为高兴，立即给儿子更名“林秉苏”。对于那段日子，邓瑞生有很深的记忆：“1950年春，我被送到北京，刚进家门，林老怜爱地摸着我的肚子说：这孩子受苦了。我身材瘦小，营养不良，15岁了，看上去像个学龄前的孩子。”这就是你爸爸，警卫员叔叔指着林老向我介绍说。爸爸不是牺牲了吗？这究竟是咋回事？后来得知是左风叔叔跟我的养母说了假话，说假话是为了减轻养母的离别之苦。爸爸，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林老把我搂在怀里，动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是你生不逢时，那是战争年代，爸爸顾不上你们，可爸爸始终没有忘记你们。十多年以前，邓老给我写信说，等江西一解放，我们就找回我们的儿子。如今你们回来了，实现了爸爸的第一个心愿，第二个心愿就是送你去上学。我不想上学，我想工作。当时我这样对林老说。为什么？我15岁了，过去只上过三年小学，再接着上小学不好意思。不行，如今革命胜利了，没有文化，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我年龄大了，要上学，就让我上初中吧。我提出请求。北京是个大城市，教育质量高，上中学你恐怕跟不上趟。那就让我上六年级也行。我讨价还价，去学校报到那天，警卫员叔叔对校长说，这是首长的孩子，耽误了，如今年龄大了，想上六年级。校长说，那就考考再说吧，随即出了几道算术题。老师出的题我交了白卷。校长说，六年级是毕业班，这位同学基础太差，先从5年级插班吧，用两年时间好好补课。校长总算是给了两年的面子。我是全班最大学生，从入学那天起，我发誓要好好学习，可事与愿违，第二年考初中，我名落孙山。校长找我谈话说，虽然你考试不合格，考虑你的特殊情况，可以到初中部试读。3年中学我一直是试读生。

　　“中学毕业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愿望—当兵。林老很民主，当时找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肖叔叔对爷爷说，我们这里初中生有的是，缺乏的是高等人才，等秉苏大学毕业后，再来我这里当兵。大学毕业后，我想起肖叔叔当年的承诺。当时林老已经去世，我去找邓老。邓老问我，你大学毕业了是党员吗？我说早就是了。是党员就要听从党安排。我无话可说，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交换儿子

　　转眼到了1953年1月，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全家住进了中南海。这时，邓苏生与林秉苏又相遇了。每天上学归来，他俩都到中央领导食堂就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南海的伯伯、叔叔、阿姨们都熟悉了这一对红军留在会昌的棒小子。还是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的心细，他们一见林伯渠夫人朱明就笑着说：“唉呀，准是会昌弄错了！你看秉苏越长越象邓老，苏生越长越象范乐春……”后经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会昌，找林秉苏的养母郭发仔调查。原来发仔阿妈，为了安慰堂妹范乐春的英灵，所以把她抚养的范宜德说成了林伯渠的儿子。现在，经过调查人的启发引导，她终于说出了真情：林秉苏是邓子恢的儿子，邓生是林伯渠的儿子。

　　1954年正月初一，京城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氛围中，一个祥和安静的院落里，走来一老一少两位常客。“邓老，给你拜年了！”“林老，请屋里坐。”这两位老人手拉手走进客厅，招呼各自的儿子在身边的沙发上。“你们都20岁了吧，成大人喽！”林老看着身边的两位年轻人，慨然自语说。“今天给你们讲明一个历史情况，林秉苏你应该姓邓，邓苏生，你应该姓林。”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也许这事出得太奇妙，两位年轻人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邓老说：“今天给你们说清楚，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和心愿。如今你们长大了，有选择的自由，我和林老商量过，你们爱姓什么姓什么，姓名只不过是个符号，作为革命者来讲，我们的责任是把你们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老了不要你们抚养，但也没有遗产留给你们，你们是党的后代，是红军的后代，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对革命有用的人。”

　　后来，邓苏生改名为林苏生；1962年，林秉苏改名为邓瑞生。邓瑞生回到邓家，很快对邓子恢爸爸和陈兰妈妈产生了深深的爱。经过几年刻苦攻读，林苏生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邓瑞生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这时，他们没有忘记发仔阿妈、满姑阿妈的嘱咐：“你们是阿妈心上的一块肉，读完大学快回来。”当他们要求离开北京时，邓子恢、陈兰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返回老区是件好事，我们是无产阶级，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公家和人民的。我们没有什么财产给你们继承，以后要立于人世，只能靠自己，没有什么神仙皇帝。”

林苏生回到赣州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与会昌农民刘发妹结婚，夫妇俩与养父母赖兆枝夫妇住在一起，照顾他们幸福地度过晚年。邓瑞生与学友高松秀结婚，一起分配到湖南湘潭下摄司电机厂工作，他做操作工程师，妻子任中学物理教员，夫妻恩爱，全家和睦，并经常到会昌看望发仔阿妈，使这位年迈的老人晚年幸福。

                       摘自《红色后代》程歌编著1996年2月

　　　                    《邓子恢的家事轶闻》，原载《传记文学》1991年第1期；《邓子恢、林伯渠错认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