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 段炼

五四时期的郑州

 

   1919年,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也影响到郑州。密县县立师范学校、国民学校、国民女子学校等校进步师生及工商各界进步人士,率先上街游行,高呼“打到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坚决抵制日货”、“众志成城,誓雪国耻”等口号,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行,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在郑州,由于日货充斥城乡,原料大量外流,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压抑。各界群众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组织了“国货筹备会”和“爱国童子团”,掀起了群众性的抵制日货斗争。

   722,国货筹备会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对各商户进行调查,凡非国货俱令献出,盖以会中戳记,或贴一特别印花,限定现存者仍准销售,但不得再行贩运,致利权外溢,违者公议处罚。”各学校师生也纷纷四出宣传,举行演讲,痛陈利害,激发群众爱国热忱。

1919年夏秋之际,在河南全省人民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斗争高潮中,河南督军赵倜却背着全省人民秘密与日人勾结,阴谋出卖郑州商埠。他先后与日本东洋拓殖会社签订了总额为100万日元的借款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将以郑州商埠地产、建筑物、营业收入,以及中原煤矿公司股票100万元和全省的牧畜税等作为担保。次年,赵倜出卖郑州商埠的丑闻传出后,立即激起了全省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在郑州,召开了有各界群众参加的国民声讨大会,大会致电北洋政府,要求公布真象,严惩卖国贼赵倜。会后又派出代表赴京请愿。在全省人民的愤怒抗议与激烈的反对下,赵倜出卖郑州主权的阴谋未能实现。

1921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注重教育、组织和发动工人,尤其是在产业工人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帮助工人建立组织,发展自己的力量。京汉、陇海铁路通车后,郑州成为全国铁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早在1921年初,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先后来到郑州,通过举办工作夜校,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运动。是年9月,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高斌被选为总干事。1120,陇海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郑州铁路工人奋起响应。1922810,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选举产生了筹备处领导成员。192315,总工会又在郑州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决定21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21这天京汉路代表和郑州铁路工人1300余人在普乐园(今郑州二七纪念堂)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干涉。大会代表和工人冲破军警阻拦,照常开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并提出了“争人权、争自由”的口号。为反抗封建军阀的整治压迫和白色恐怖,总工会于24举行全路大罢工,在反动军阀的血腥屠杀面前,郑州铁路工人表现了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马列主义在郑州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密县(今新密)就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研究新文化、新思想,寻求拯救民生出路的大潮之中。1919年密县张书印考入省立开封甲种商业学校。在开封求学期间,他接触到《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著作,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他认为,中国社会面临一场伟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将以文化思想的变革为先导。1920年一放寒假。他就返回家乡宣传新文化,带领同学砸了山头湾一带的私塾铺子,赶走了私塾先生,提出了“打倒旧文化、反对孔家店”的口与,并在家乡散发《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

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的樊百全,1919年考入密县师范后,如饥似渴的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并把掌握的无神论思想、民主科学思想向同学们和家中长工们宣传。1923年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毅然离家出走,只身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就读于上海南阳桥外国语学校,并常到合作星期日学校听进步人士讲演,课外还认真研读《国民日报》、《民国旬刊》发表的进步文章。这些讲演和读物使樊百全耳目一新,最终使他成为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1921年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赵子健被派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任教。该校有“专任教员4人,义务教员9人都是路上热心劳动教育的员司”。学生(即工人)分普通、补习两科,主要学习国语、算术、常识等。赵子健利用这所学校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教育,调查工人状况,用工人痛苦的遭遇启发教育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加强对郑州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来到郑州,到该校热情地向工人介绍俄国工人解放的情况;讲工人阶级是伟大的阶级,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顶天立地的社会主义;讲工人阶级的未来,讲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他鼓励工人要好好学习,学技术,学革命道理。

1921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的《劳动周刊》和北京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对陇海铁路各站公认的组织情况进行了报道,很快在郑州铁路工人中传播。工人周刊在陇海路上已有基础通讯联系,并有记者来开展工作,聘请有特约通讯员、发行员。两刊在郑州、洛阳等地设有发行站,已有一大批积极读者。赵子健在郑州宣传革命理论的同时,还开展对工人的组织工作。他把《工人周刊》送给工人看。工人看到该刊上介绍长辛店工人创办工人俱乐部的消息,很受启发,把长辛店视为工人的天堂,纷纷派代表前去学习。9月,郑州京汉铁路工人创办了自己的俱乐部,高斌、姜海士、王宗培、李焕章、钱仁寿等负责。到1921年底郑州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重点地区,为陇海铁路工人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奠定了基础。

 

二、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

  

陇海铁路早在修筑之时,其路权就落到了法国、比利时国的手里、他们派人控制了铁路沿线各大站和整个铁路的行政、技术、财会和人事大权,并和交通系官僚买办集团以及驻守郑、汴、洛的封建军阀相勾结,形成三股政治、经济势力,无情的压榨工人。资本家对待工人像牛马一样,任意驱使、侮辱。1921年春,法国人若里任陇海铁路总管以后,对工人更加苛刻,减少工资,延长工时,“减薪裁人,任意行使”,“每月扣款几次,合约工资减去一半。”他到陇海路半年就开除工人75名,扣罚68人的工资。残酷的欺压,激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徐州八号门事件和洛阳西厂挂牌事件终于导致了陇海路全线大罢工。

1921118下午,陇海铁路徐州车站修理厂工人下班正要出厂时,八号门守门者“奉洋人之命”忽然将门锁闭,不许工人通过车站回家达两个多小时,工人们忍无可忍,群起挤开栅门而出。资本家借机破坏厂内的工人组织,将工会组织负责人中的柴风祥、王辅以“砸门而出”的罪名进行拘押,然后宣布开除。徐州车站工人准备以罢工表示反抗,并派人到开封、郑州、洛阳等地联络工人、开封、洛阳等地的工人经过充分酝酿和组织,于1115向陇海路局提出了书面抗议。但“该路总管认为中国工人软弱可欺,竟置若罔闻”。更有甚者,1117洛阳机务西厂副厂长狄孟无端向工人挑衅,违反厂规,于三声号未响之前锁闭牌箱,不准工人拿牌进厂上工,并动手殴打工人,同时宣布开除与其争辩的20余名工人。愤怒的工人齐集于洛阳陇海路同人俱乐部,相商罢工。他们一面印发传单,一面向郑州陇海路管理处提出条件,并派人去联络各站工人。徐州、郑州、洛阳的工人代表相汇在开封,商量斗争办法。1120,从东到西,徐州、商丘、开封、郑州和洛阳的陇海铁路工人举行了全线大罢工。

罢工一开始,中共党组织就派人从上海、北京、武汉等地来到陇海路,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震瀛闻讯立即来到郑州,并赴开封、洛阳组织工人,指导罢工。他走进工棚,与工人促膝谈心,鼓舞工人的斗志,号召工人走俄国劳工的道路,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在他的鼓舞和指导下,京汉铁路郑州工人俱乐部总干事高斌发表宣言,决心“必要时给他们相当援助”。20日,陇海铁路从东到西,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等地掀起全线大罢工高潮。24日,郑州铁路工人在高斌率领下,将路局以“谈判”为名从洛阳调来图谋制造复工假象、破坏罢工的火车头的锅炉拆卸下来,粉碎了当局的阴谋。李震瀛还为工人制定了斗争的策略和资本家谈判的条件,并作为工人代表直接和路局谈判,为工人的利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迫使路局答应撤换若里和给工人加薪,保护工人人格等20项条款上签字。罢工爆发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北方分部通过《工人周刊》迅速向各界报道消息,号召全国工人积极支援罢工。郑州京汉铁路工人在俱乐部负责人组织下,与陇海路工人采取一致行动。工人认为,此次罢工是“争我人格光我国体”之大事,郑州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在发表《同情宣言》的同时,还派人到开封要求各报馆及各界援助罢工。到1126日,为时7天的罢工以工人取得胜利而结束。当晚,郑州铁路工人在俱乐部开会,“工人兴高采烈,燃放爆竹数十万头,以志庆祝,欢呼万岁。”罢工结束后,开封、郑州等地的工会一面整顿工人组织,壮大力量,一面筹款,联络各路,若两个月内陇海督办仍不撤换若里,即举行第二次大罢工。1922115日,陇海铁路总工会在开封召开全路代表会议,决定上书催促(交通部原答应撤换若里,但督办施肇曾以暂留若里敷衍工人)27日,全路工人再次上书,发表宣言,宣布若里罪状,迫使路局不得不撤掉若里职务,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至此,陇海铁路大罢工获得彻底胜利。

陇海铁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北方首次组织领导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扩大了工人的影响,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工人运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作为交通枢纽的郑州已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城市。

1922年初,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处工人因机务厂长陈福海“任意剥夺工人的自由,待工人如牛马”而举行罢工。他们发表宣言,列举陈福海16条罪状,提出了提高工人工资地位、加薪等5项条件,得到江岸、长辛店等地工人的支持。

斗争实践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810日,江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上代表们汇报了各地工会的情况,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章程”。会议定于920日前在郑州成立总工会,并在全路各地开始整顿工会组织。

为支援长辛店工人反对工头压迫和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郑州京汉路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于825日、26日举行了同盟罢工。25日,闻讯长辛店工人罢工后,郑州铁路工会负责人“一方通知中段、南段两处,使其一致响应;“一方通知当地军事机关,以免误会。25日晚,彰德、新乡等处响应,南来列车开到新乡不能北上。26日晨7时,郑州工作状态,完全宣告终止,各车均停。罢工宣言已散布全埠”。同时,许昌、郾城、信阳等地也积极响应。陇海铁路工人发表声明,支持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的罢工,“如三日内不答复工人的要求”,陇海铁路工人将以罢工支援。长辛店罢工胜利以后,郑州铁路工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燃放爆竹万余”,并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也取得了各界群众的支持。

郑州铁路工人还参加了全国工人为争取政治权益而开展的斗争。1922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了劳动法案大纲19条。为工人提出集会,结社、保障利益等合法权益,掀起了劳动立法运动。郑州铁路工人积极响应,派代表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并且及时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工人中去。郑州铁路工人还发布了就劳动立法请愿国会书,使立法精神广泛传播到工人群众中。通过劳动立法运动,提高了铁路工人的政治觉悟。至19226月,郑州已有中共党员8人,并成立了中共小组。

192315,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很成熟,决定21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陆续到达郑州。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28,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1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活动加强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已经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地区。京汉铁路的收入已成为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京汉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操纵军阀吴佩孚开始向工人进行武力镇压。

面对军阀的镇压,领导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却。1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并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京汉路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不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代表们回郑州将吴的态度告诉工人代表后,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同意冲破一切阴力,按期召开大会。2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单位的铁路代表43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工会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工人代表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普乐园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登上讲台,高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旅馆、饭馆、总工会办公的地方到处都布满了军警。工人代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成立大会上与军阀发生冲突后,共产党在京汉铁路的主要领导人及时把总工会的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抗议吴佩孚的镇压。

24,总工会一声令下,全路开始了大罢工,京汉铁路顿时变成了一条僵死的长蛇。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了5项条件:(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要求吴、靳(云鹗)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三)、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将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之一切匾额、礼物,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价,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向总工会道歉。(四)、要求每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在中共党组织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有秩序地进行。罢工工人向旅客散发传单,向全国各界揭露吴佩孚等反动军阀的罪行。

罢工爆发后,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反动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密谋策划,血腥镇压罢工工人。4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压迫复工。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敌人对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严刑拷打,胁迫他们开车复工。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靳(云鹗)又令“押赴街市,持旗招呼开车,亦没结果”。高斌惨遭酷刑,不久牺牲。信阳分工会委员长胡传道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不屈不挠,拒不复工。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二七惨案”。在河南,郑州有6人被捕,1人被迫害致死,300多人被开除。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被捕、被杀的。郑州中共组织也遭到破坏。在河南领导工运的中共负责人李震瀛,赵子健、徐宽、姚作堂、戴清屏,解长春等被迫离开。工会会部封闭,工人在斗争中争得的权益全部被剥夺,革命转入低潮。

中国共产党此时还处在年幼时代,但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吓倒。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揭露吴佩孚的反动面目,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全国铁路工会筹备会、青年团中央也发出了通电和宣言,谴责吴佩孚罪行。正太路等各路工人不但在罢工中声援和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还为死难工人的家属和失业工人募捐。

为援助京汉铁路的斗争,郑州豫丰纱厂工人也建立了以李文甫为组长的中共小组和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声援和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

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告诉我们:要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广大农民阶级,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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